作者：邹云翔

　　“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汽车厂商名单”中，来自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的宝马品牌，以及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的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列在38家汽车厂商之中，意味着这两大全球豪华车品牌正式进入中央政府公务车采购清单(6月13日《解放日报》)。

　　如何看待宝马、奔驰成为公务用车？我想我们首先应明白，公车作为一个制度包含着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内涵，如果离开了软件议论硬件，我们就无法理解各国政府的礼宾车队总是不乏顶级车的现象，也无法理解国外的政要不全部是牛衣破车，法律允许他们拥有与职务相关的尊荣。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在公务用车硬件已经宝马化并与国外接轨时，那么软件也就是公务用车的使用制度是否也应该与国外接轨，亦即，公车硬件国际化时，软件更应该民主化，应该让民众与社会能够更好地对公车的使用进行监督。

　　著名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论述会给我们以启发：“民主制度亦准许官员摆阔，用丝绸和金银打扮自己，但不得直接破坏民主的原则。”所以国外与我们公车制度的区别，并不在于什么车可以作为公车，而在于公车按照什么样的软件制度使用，外国政要到国外访问，专门用飞机运去豪华的公车，但是总理个人休假则不能开自己的公车。于是有文章介绍，德国总理开大众破车去休闲，而卫士开顶级防弹车跟随的场面。还有香港高官被人发现公车停在菜场，以至于不得不上电视流泪检讨的事。所以，用什么样的公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不能违反民主制度，民主就是要一个官员可以坐着最顶级的公车，同时也应受到最严密的监督。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什么样的车可以成为公车，而是官员们坐着现代化的公车，享受的却是几千来延续下来的轿子文化。比如：类似于回避、肃静的牌子若隐若现，无视一切交通规则扰民；类似于轿子文化的私有化，公事私事都用；类似于视轿夫为私人所有，要求司机对个人的忠诚。于是在中国，公车也就有着一个与官轿文化一脉相承的名称：轿车。当然，还包括通过车辆的修理、车辆的使用谋取个人的利益———在很多机关，车辆的使用与修理永远是个黑洞。

　　我们的忧虑在于：公车硬件在频频升级，但是公务用车的软件改革，却举步维艰。越来越多的人配备了公车，公车与官员自身也存在着越来越深也越来越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了。这客观上形成了公车制度的跛脚，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反感。但是公众却是无力的，那些公车照样无视人们的反感欲行不轨，这又将激发人们更大的反感，然后如此恶性循环。既然公车越来越豪华是既定的事实，那么，关于公车的软件管理是否也应该越来越科学、民主？因为，惟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民众也才能感觉到自己被尊重，并以此消解对公车硬件单独升级的怨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