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公开中奖者个人信息能否对彩票发行部门发挥监督防范作用值得探讨。卢先生之所以认为可以发挥作用，其理据在于“如果不公布大奖获奖者个人信息，就给福彩发行部门集体作弊提供了可能”。

　　在卢先生的观点中隐含着一个假设：即福彩发行部门有集体作弊的动机。这种假设的出现，根源还在于我国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不足。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彩票的头奖永远只会属于极少数人，只要这极少数人不是“我”，则对开奖结果、对彩票发行机构的质疑就永远不会消除。这一种质疑并非中国特色，有彩票发行的地方就会有彩民对彩票发行机构诚信的质疑，只是程度轻重有所区别而已。所以，对彩票发行机构而言，尽力维护自己的公信力形象，最大限度地平复、降低彩民的怀疑心理远比创新彩票玩法、刺激销售数额重要！

　　但如果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已经为人所不齿，那彩票发行机构使用何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公信力形象也是无济于事的。福彩发行部门既然“可能”有集体作弊的动机，那找个人回来饰演“公布的大奖获奖者”以合演一场开奖、领奖双簧戏又有何不可呢？显然，在国内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不能为公众所接受的前提下，利用公布大奖获奖者个人信息以对彩票发行部门发挥监督防范作用虽有道理，但实效并不明显。

　　在这次“深圳双色球3000万骗案”发生之后，国内彩票发行机构所应考虑的，是如何完善现有的管理监督机制，在销售数据管理和摇奖过程等环节上认真细化监督手段，避免程序模式化和人员固定化，以尽可能降低造假、作弊的可能性。至于是否必须公布大奖获奖者个人信息，显然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只有彩票发行机构的公信力已经为国人所认同，那走到前台敢于面向公众的大奖得奖者才不会被认为是披着马甲的枪手！　　　□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