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高校领导卷入学术不端事件的消息，高频次出现。有的是新爆发，如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的论文涉嫌抄袭，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被查证抄袭。有的是跟踪报道，旧事重提，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举报者举报两年，至今没有结果；广州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许永刚，2006曾因涉嫌抄袭被中国青年报曝光，今年7月6日，新快报再次报道，有人举报许永刚的博士论文在2006年出版成《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该书40万字竟有19万字抄袭，而院长大人两次被媒体曝光学术造假之后，仍安坐院长之位；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两年前被举报其公开发表的两篇署名论文涉嫌抄袭或过度引用，而成都商报记者的追踪报道发现，两年过去，学校及相关部门至今仍未公布结论。(成都商报7月14日)

　　这仅仅是见诸媒体的学术不端。针对高校领导频频卷入学术不端，舆论一方面呼吁加大对学术不端的惩治力度，严肃问责造假者，另一方面也呼吁检讨当前的学术评价制度，建议高校加强学术管理，重建学术土壤。

　　可是，就在舆论上述呼声和建议中，笔者与一些高校教师交流发现，有的高校却以另外的视角来分析大学领导学术不端曝光事件，认为这是利益争斗、没有搞好内部团结的结果，故而不是展开反学术不端教育，而是展开反学术不端曝光教育，要求有关校院领导、学科带头人注重团队建设，不要激化矛盾，闹出“不愉快”的事来。

　　高校得出这样的分析结果，一点不奇怪。最近曝光的学术不端事件，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或直截了当，或隐隐约约地谈到这种“原因”，比如年前浙江大学院士课题组的论文造假案，当事院士就指责举报者举报“动机不纯”，打击报复；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在评价两位举报人时说，“别有用心，欺骗广大群众”。

　　另外，高校采取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学术不端，也可能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中国科协10日发布了五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报告调查了科技人员的数量、健康状况、收入、学术态度等方面，其中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由此而言，大学或许已经“清醒”意识到，学术不端不是个例，追查下去，不少人屁股都不干净，当务之急不是去清理学术不端，而是要注意搞好关系，防止产生利益冲突和矛盾，使不端行为曝光。

　　高校的这一态度，表明自己与学术不端是利益共同体——在学术不端者看来，自己之所以不端，“实际”上是为学校贡献论文数、课题数、经费数，而在学校领导看来，学术不端曝光将影响学校形象，进而影响学校领导的政绩、有关学科的课题，而当学术不端者是学校领导本人时，这种关系就更为紧密。

　　由此可见，在现行高校管理制度之下，指望依靠行政力量，加大对学术不端的处理，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唯一的途径，是真正确立高校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学术管理格局，打破利益共同体，构建学术共同体。只有这样，学术不端才会最终失去现有的土壤，对学术不端的治理也才能真正产生实效。(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