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理由在于他们擅长提问。他们擅长提问，因为他们无所顾忌，任由天生的好奇心自由引导，反而问出了一些大人们一时间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宇宙的外面是什么。现代人都知道，这种好奇心可不容轻易打断，因为它是创意的源头，是求知欲的原动力。可是孩子难免也会提出某些令父母难堪的问题，例如“我是怎么生出来的”，保守一点的家长要是不想太早开始家庭性教育，大概会沿用传统妙方，告诉他“你是捡回来的”；甚至模仿西洋古法，说些大鸟衔到家门口之类的童话。无论如何，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恶狠狠硬生生地吓阻小孩，叫他不准再问。

　　两会期间，有记者问某人大代表、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您怎么看‘毒奶粉’、‘毒豇豆’等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出现？”该代表答曰：“你在两会上问这个干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四川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侯雄飞代表说：“记者没有不该提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答。官员应该善待媒体，学会和媒体打交道。”

　　虽然我们常把地方官比作父母，但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妥；也晓得用孩子去比附记者更是不伦不类；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亲子问答的启示。什么启示？那就是没有不可问的问题，只有不能说的答案。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他们有责任代表大部分不在现场的人民向权力发问，问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问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就有义务要回答的问题。所以记者代表人民发问就是应有之义了，虽然这种人民自己问自己的逻辑一时之间听起来有点玄。

　　平情而论，全世界的政府官员都必然会遇上一些他们不愿面对的问题，也都希望“引导舆论”，按照自己的意愿转移大众视线，所以应对媒体从来都是他们必修的一门课。就以使人难堪的问题来说吧，常用的手法是依据既定结论敷衍一番，然后乱以他语，力求弄晕对方，使受众好像听到了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那到底是啥意思。高明一点的就会重申绝对正确的大原则，使人至少感到官员完全站在百姓这一边，只是细节如何就不了了之迷糊过去。如果问题真的太过棘手，自己又不够睿智，那就来一句不出色但也肯定不出错的“不予置评”，起码过得了眼前这关。

　　所以单从应对媒体这点来说，官员应该是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要是有人问了“不恰当”的问题，他至少可以“不予置评”，甚至还能不发一言保持沉默。当然，这句“不予置评”或者“无可奉告”，一般香港官员总是能不用就不用，因为媒体善于穷追猛打，就算你躲得过今天，明天的太阳也会照样升起。而且这类话说得多，官员自身的形象也会受到损害，人家会觉得你卸责，不敢面对公众。香港的媒体碰上部分大陆官员有问必答无所避忌，都会相当感动，纷纷找人解读这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进步象征。

　　我的结论是，面对记者你总有更好的选择。“引导舆论”的精义不在于记者问了什么，而在于你回应的方式；而官员们自己掌握着最大的选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