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决策：从大部制改革看中国政府治理的转型
主题：从大部制改革看中国政府治理的转型
主讲：周汉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点评：
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主持人：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时间：3月28日(周四)下午2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图书馆报告厅
主持人：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同学下午好！欢迎大家光临蓟门决策论坛第47期——“从大部制改革看中国政府治理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转型已经做了多次努力和试验，1982年就进行了所谓的体制改革，当年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政府效力，主要是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那时主要解决的是干部的老龄化问题。1988年启动了第二次政府改革，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到1993年我们搞了第三次改革，这次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李鹏总理在任时所主导的改革。1998年是朱镕基政府，几板斧就做了改革，中央政府去掉一半人员，地方政府也去掉了一半人员，98年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给中央部委砍下去的人讲课，他们被砍到了北大，他们在北大和人大上研究生去。我给他们讲课，这些人对朱镕基恨之入骨：职能没有转移，人就给砍下来了，事摊在桌子上没人办，把我们砍下来怎么办？朱镕基肯定会失败。结果是中央政府砍了一半以后，地方政府再也砍不动了，所以朱镕基的改革也失败了。2003年第五次改革，在加入世贸的情况下，改革方案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协调。2008年围绕着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政府关系，涉及到政府机构调整，政府机构减少了4个。习李新政以后我们充满期待，第一棒打向的又是政府改革，所以今天专门请各位嘉宾从各个角度来研讨习李新政的第一枪：大部制改革。
今天给我们做报告的主题嘉宾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周汉华，大家欢迎！他还是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行政法、政府管制与信息法，最近对大部制改革有所参与。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郑新业教授，大家欢迎！经济学视野跟法学不一样，虽然经济学觉得法学家不讲道理，但我们还是要一起合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原理、应用宏观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社会问题经济学)等。近年来，部著作和教材，发表各类文章和学术论文数十篇。
第三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副部长魏加宁先生曾师从吴敬琏，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率先提出“华元构想”，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因为他这样的地位和职业，所以对政府的重大决策有所参与。
第四位嘉宾是清华大学的张小劲教授，大家欢迎！张老师是清华大学新政治系创办人，中国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曾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一院长、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政治学方法论，比较政治学，比较政党政治。
现在有请周汉华教授做他的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周汉华：非常荣幸有机会到蓟门决策来交流想法，这个问题很复杂，尤其今天一起来做讨论的嘉宾都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所以压力很大。
今天从法学研究角度谈谈我的看法，四个“三”：一是从改革背景上做一个观察者，谈“三个两难”；二是从改革方案来说谈我自己的认识，“三个亮点”；三是从改革方案来说谈“三个遗憾”；四是改革的未来，谈自己的“三个思考”。
何老师做的全面回顾特别有必要，到现在为止是6次，这次是第7次。在中国做改革非常艰难，尤其最近这些年真正改革越来越少，所以大家经常谈到鲁迅讲的一句话：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就要流血。所以改革面临的制约条件很多，尤其是机构改革，各方面的制约条件非常大，我归纳为“三个两难”，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第一，大改还是小改？这是一个问号。这次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到不止一个的改革方案，力度非常大，包括跟法律相关的，当时有一个版本：法制办与司法部合并。大家知道司法部是中国最小的一个部，管不了什么事，虽然叫司法部，但连司法行政都没有管全，是世界上最小的司法部。还有大文化大能源等，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大改的版本，大家觉得有希望。结果出来的是什么？大家看到的还是小版本，变化不大。所以我想对于决策者来说每次改革一定遇到这个两难：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性格很厉害，一次撤了15个部，8个工业相关部委，力度非常大，但结果也不怎么好。大改革面临的阻力非常大，中国体制盘根错节，搞大改革这牵着，那挂着，所以最后的改革改革方案一定会说“循序渐进”，是阶段性方案。前面6个几乎都说这是阶段性方案。而小改革在中国也很难，因为小改革就像迷踪拳一样化于无形了，效果不大。包括03年、08年的改革，08年的改革也是大部制，效果不大，有的部委管理局只是物理革命，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所以永远面临着大改还是小改的难题，难就难在小打不破利益格局，大承受不起。
第二减人还是不减人，88年20%，93年20%，98年最著名：一批下海，一批提早退休，一批到北大，没有到社科院，改也改不到社科院头上(笑)，力度很大。但结果也是何老师所说的，一个是大家不高兴，增加改革的阻力，每次改革说要减人阻力就很大，而且最后他们都回来了。现在警察很多，有人民警察、文职、协警，弄不明白，以其它的一个名义又回来了，所以砍人既增加了改革的阻力，而且有时候有些事找不到人做，所以93年、98年改革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管这个事，结果那个人被砍走了，一个部变成了公司，管理职能去哪儿了？找不到了，找不到哪个部门管这个事。不减人，98年之后的改革再也不提精兵简政了，原来的改革方案精兵简政，主要是精兵，1998年没有精兵简政，2003年改革高兴，2008年的改革人人也高兴，可不减人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明显的违法现象出现了，组织法规定一个部门有8个副部长，一直挂在那儿，等到自然淘汰为止。更重要的是不减人，公务员改革没压力，有时改革变成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不减人造成现在考公务员狂热，没风险。90年代国企改革，下岗，工人没有办法，现在当了公务员没有事，怎么改也减不了，没准换的地方更好，所以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
第三，开放讨论还是内部决策？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机构改革基本还是30年前的改革，跟82年改革一样：高度封闭的决策体系。所以有同仁在网上说：参与了的不发言，没有参与的乱发言。我乱发言，因没参与。如此会发现不开放的改革方案难免会有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开放，就炸了锅，因为各种利益、跑部门、跑权力、跑职能很厉害，所以改的部门往往是最后知道的。所以记者问铁道部末任部长盛光祖，他无辜地说“不知道”；被合并的也不知道。改革变成高度机密的决策。清末改革，袁世凯曾主持过一次官制改革，消息走漏，结果走关系、跑部门一塌糊涂，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上一届机构改革说要把铁道部并了，后来说铁道部刘志军能量大，南方一场冰灾救了铁道部。所以我们要理解改革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如果明确了约束条件，也能提前预测到改革的方案会是什么样的，也会预测到改革的下一步是怎样的。这是其一：“三个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