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中面临着研究和描述的问题，如何改？当年冰灾解决了铁道部问题，如果不是铁道部的内部窝案，估计铁道部还改不了，以它的财力雄厚，改革难度还是很大。所以人们比较，如此之大的一个苹果公司一千亿美元的现金流动只能是还掉铁道部债务的一个零头。从这个意义上讲，铁道部自身的围观不慎成为改革的最大对象。科技部卫星上天、空中行走，潜龙入海，一直到海底，立了大功，没有理由拿下，除非发现另一起窝案才有可能。所以中国改革有时非常艰难，有时明明是合理的要实现，但实现不了，涉及到人员安排甚至涉及到背后整套运作。铁道部这回撞到枪口上，刘志军以下窝案解决掉，不存在二次安置问题，而且每个人心里有一个念想：我们要脱离这个贼窝，要公司化。所以解决掉了最荒唐的、早该解决的。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早就设计完成了，但始终做不下来，为什么做不下来？有时机的问题。

　　如何改？我们提出一个机会结构和机会窗口，铁道部撤销了，所以是这次大部制改革有一个鲜明方案。

　　第三个关注的问题是没有改的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改：一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和掌握的资料不足以支撑我们得出最后结论，铁道部改的东西，下属部门怎么运作，内部机制、区划划分、网线划分等一切到现在为止，里面的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一旦暴露出来的情况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而且这些部门发展出了一整套应对社会和应对中央机构的办法。当年温总理治下有三次禁止春运涨价，铁道部再也买不到全程车票，想回四川必须买到河南、安徽，然后才到四川，间断的。孙志刚案，在法律界欢呼胜利时，上海不管要饭的，南京路上上千人要饭，不管乞丐，所以有机构的软性抵抗，现在就开始放风铁路票价问题，下一次肯定有变相的涨价，因为这种机构庞大发展出整套的理性东西、机构理性，对社会来说是非理性的。所以经常看到这个东西引起什么样的反弹。

　　我们要注意到还没有改的部门本身问题，比如大文化部这次没有实现，一个记者要出席，既要拍照和写文字时非法的，因为这要视频记者和文字记者两个记者证。文化遗产90年代从美国学来的，所以大文化部已经荒唐，但没有改变下来，而且当中交叉了中宣部的职能。要问他的改革没有时间表与路线图。现在为止我们仍然觉得很麻烦。

　　另外一个问题是机构合并本身并不解决政府的所有理性，有时候部门内部的沟通比部门之间的沟通还困难，所以就存在着实现大部制之后怎么操作的问题。什么叫大部制改革？人大西门有三个部门管理：校卫队、保安队(公安局公司雇来的)、物业公司，他们成立了一个“西门管理委员会”(现场笑)，还是三家，各自功能各自人数，谁都不管门线以外20米的地方，非常奇特，换汤不换药，机制畸形。

　　我还发现一种反弹现象：行政体制改革有内部的逻辑不同，朱镕基时代改革最狠，狠在没调功能，但希望压缩编制解决功能问题，于是功能转换了。但没想到机构有机构的办法，维持现有功能。预算份量扩大，比如教育部，原来叫社政司(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司)，那个司的社会科研处三个人管到六地拨款时名正言顺的要扩大。所以在朱镕基时代大刀阔斧砍掉很多人，逼迫很多干部重新上学和转岗，有人说“走了一个傻子，来了一个疯子”。可后来这个机构又重新膨胀起来。所有加起来会发现内部机制没有转换，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没有转换的情况下，只靠部门数量增减和内部人员增减很难解决问题，而且增减本身很困难，有时带有偶然性和幸运的因素才能实现增减。在这个意义上，对这次改革既感到有些庆幸，又感到有些遗憾，同时又觉得还要做得更清楚才能做出更公平的判断。

　　如此就提出一个命题：理性非理性和理性共集的概念。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机制才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机制是不合理的按？刚才老师们提到新设改革委，就现在来说所有官僚出现任期限制和官职限制，从不做大思考，于是有专门部门进行改革问题。但另一方面，一旦实行所谓重大国策时有一个专设机构，而专设机构自我循环、自我扩张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中国有一个计生界，都不知道计生界的预算在哪儿。所以对新设部门解决问题我心生存疑，除非告诉他减掉一个机构能增加一个人(现场校)，否则他们会发展出双重博弈，改革不断进行，机构不断扩大。

　　撤并中还有一个问题：非正式机构、非正式结构和非正式功能。发改委二级机构200多个，五个金融类机构下设的二级机构500多个，远非我们所想象的。有权力下放，但下放到自己机构。发改委有多少个研究局和研究院？研究院有20多个，自身政策的合理性论证已经形成了自我循环，这让我很担心，他们自己找钱。什么人批了成立一个研究所，人退了，所留下了，人员编制，拿着预算的钱，养成了非常庞大的机构，且不用说发改委下面所设的投资咨询公司、投资评估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租赁公司，有时不要看机构表上有多少人，多少个机构，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批，这是中国政府机构特别大的特点，目前还找不到词概括，是“隐身机构”、“隐形机构”？而且基本市场秩序主要是他们运作。除了金融部门外，还有民政部有几个事业单位，这远非我们所想象减掉一个机构如何，因为后面有很多非正式的结构、结构在起作用。改革确实在改，改掉了最荒唐的，但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很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

　　除了机构问题外，还有决策问题。每个人很聪明，但聪明人加在一起就变得不聪明了，个人理性的叠加不等于集体理性，集体理性的叠加不等于机构的理性。“国五条”、“黄灯”很奇怪，说60%的车在黄灯条件前行下造成的，提供的证据、数字都是这样，可提供的所有录像证明60%的黄灯汽车前行造成的车祸事故100%由对象闯红灯的的汽车、自行车、行人引起的。只看前面，没有看到到100%都是由于对象在红灯下违规造成的，应该加强红灯管理，而不是黄灯管理，为什么自己不开车试式，媒体单位都在那儿试，他们荒唐到这种程度，不过这回还坚持了一段时间。

　　最荒唐的是北京车牌政策，开放了，相信老百姓，车牌自己命名，前三个字母、后三个字母，你们都会选择自己出生的年代和月份、姓名的缩拼，结果公布出来没有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CBA、CNN都有了。怎么这么荒唐？都是一些傻子放在一起了？(现场笑)不是。鸿沟断裂恩是怎么造成的要思考。目前为止我对政府仍然保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政治学本身是一种批判性的学说，不寄希望于一批聪明人设计出聪明的方案，可能相反设计出最荒诞的方案。所以现在尽快给改革做出一点稍微积极一点的评价，比如铁道部，是中国迈入现代转折点上的一个进步。当年成立铁道部时欢呼，从总理衙门中分出来，一个功能是出现代表我们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上的一个进步。但现在这样一个部门早就丧失了它的功能，而且继续存在确实挺荒唐。几个部之间的财力不同，建设部最惨，虽然唯一带有住房部，但唯一管不了的是住房，非常奇怪，土地有土地资源部，钱有中国银行、财政部，法律有国务院带头管。我跟住建部谈你们管什么？他们说可能只管测量，室内标准、室外标准，公用标准怎么计算。在他自己的机关大院里，没钱，拆了三栋楼，一栋楼会签，一栋楼给干部，一栋楼给铁道部，然后他看这三栋楼的建设成本。给铁道部的这栋楼车最多，利益最多，建设部、住建部的人看了都红眼。这次改革确实拿掉了最荒唐的，所以有理性张扬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要等待观察。不过我们要跳出理性非理性的框架，是社会的要还给社会，是市场的还给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分权、放权有可能解决一种荒诞的东西不至于在更大的地域中造成更多混乱的可能性。这是我对前几位老师的回应和自己关于这次改革的看法，谢谢各位！

　　何兵：张老师非常睿智非常风趣，聪明的人加在一起不一定就能做出最聪明的结论。我们国家最聪明的是常委，而且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按照你这个逻辑他们做出的选择不见得是理性的，尤其中国改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铁道部这次改革是因为出了贪污犯，把他们送进去了，说起来比较幽默，但听起来比较沉重和荒凉，这个国家如何改革实际和公众没有关系，点破了中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根本问题：谁应该成为改革的主体，如果始终是政府成为自己的改革主体，一定会成为这样的结局。

　　提问1：我是法大的学生，之前老师给我们讲过大部制改革的东西，我也看了关于大部制改革方面的资料，可能我自己想得不周全，我认为大部制改革面临的共同东西是机构过于臃肿和人员冗杂，把各种权力集在一起是否造成权力集约化，怎样控制权力？我的问题给张小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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