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改革执行力问题，如果仅仅是机构改革就比较简单了，当然如果往地方延伸就比较难，每次中央改完了，等地方改完，中央进入新的改革，永远没有停歇。这次因引入了职能转变，可职能转变的药方是25年前的，而且这次提出的具体措施至少有10年以上的时间，和2001年开始的审批制度改革以及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一脉相承。但我们知道，虽然制订了许可法，虽然审批制度经过了10年的改革，国务院宣布已经废除了69.3%的审批项目，可在今天审批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暂住证就是典型，还有网上诟病的车检。审批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很多，十多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审批改革中事前和事后机制脱节，一边在废，一边在新设，而且新设的速度比废的速度要快。另外是审批改革的量力素质和大家的体量是脱节的，数字69.3%很亮丽，但大家的体量好像不是如此。第三是审批制度改革组织保障没有跟上。第四是审批改革中合法与合理的脱节，越来越多不合理的审批经过合法化程序后，都找到了靠山和合法性依据，车检也有法律依据，《道交法》有规定，所以改革的执行力下一步会变成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新思路很难指望提出来的东西落地。

　　三是行政改革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的改革我们叫行政体制改革或者叫政府机构改革，一直围绕着“行政权力”打转，是否要抓新药方？我个人认为到了抓新药方的时刻，围绕行政权力打转变成围绕着权利保护来构建制度。这次中央政法委提出四项改革的目标，围绕着行政权力来做，大家的反馈也非常好，这次国务院改革方案也提到要向社会、市场放权。改革到今天如果仅在内部打转，很难走出五年一次的循环，现在到了需要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构建我们的制度。中国改革30多年取得的成绩都是因为放权松绑，围绕着权利才带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城镇化、社会保障制度、信访等也是权利保护不够，下一步改革目标看审批制度改革、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背后是要求权利的全面实现，所以中国改革要从政府的权力转向公民的权利。谢谢大家！

　　何兵：感谢周汉华教授，讲了三个亮点、三个遗憾、三个希望、三个思考，从整体上感觉很沉重：你不大看好，因为你说的亮点历史上都有，你说的亮点早前就亮过多次。下面有请郑新业教授，大家欢迎！

　　郑新业：我简单跟大家说说，刚才周汉华老师说是点评，但我没有纯粹参与这些事，只是一些理解供大家了解一些信息。汉华兄谈到配套措施，我们应该思考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会做什么或者应该干什么。我认为政府的毛病种的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而且活没有干好，这个问题现在非常严重，我从这个角度展开。

　　未来十年、二十年政府面临着四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仍然要发展经济，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国，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穷国；第二，经济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一会高一会低，政府倒腾政策通货膨胀；第三，收入分配；第四是大气污染。北京的空气主要靠北风吹才能改善，西风不行，因为从河北过来的风也会包含着很多PM2.5。这是其一。这四个任务的解决很难，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其二，现在政府的安排解决不了问题，第一项是政府规模太大，2011年政府规模占GDP比重34%，高过美国和日本等国，继续征税干事，得经济增长也有负面影响。行政收支结构不合理，这个不合理不利于治理波动，不利于收入分配，也不利于污染治理，我们税收以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为主，这些税收体系中42%不太利于经济波动，也不太利于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比重百分之四点几，非常少。污染问题，现在的环境税传闻正在会签，总而言之政府现行税收中，没有工具对付经济波动，没有工具对付污染，也没有工具对付收入分配。支出方面也一样，社保、低保少得可怜，比如河南低保平均是18斤肉左右，我们的社保比美国抠多了。社会污染方面做得不太够。

　　其三是中央与地方的资源配置不合理，93年体制改革，钱很多，政策制定者，不是公共服务提供者，中央不怎么干活，除了国防之外。

　　其四是没有设施，政府没有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很低。说起来滔滔不绝。现在大家说富二代不好，穷二代不好，每个人说自己是穷人，所以政府找不到富人和穷人，很多富人财产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将税收挪来挪去，避免税收。治理污染问题需要信息。

　　再是执政也是一个职业，人大常委们既没有动机也不一定有专业的能力进行立法，我感觉人大常委会不但没有干他的活，地方部委干中央部委的活。总而言之现行制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政府规模过大、收支结构安排不合理、中央地方资源配置不合理、执政能力匮乏，从这四方面来讲如果不改革解决不了前面四项重要任务。

　　未来怎么改革？现在很痛苦的是财政部，花每一笔钱都不够，医疗、教育、社保不够，高速公路要补贴、高铁要补贴、铁路补贴，财政部干什么事都是骂，花钱都不够。这说明财政部的支出结构不合理，所以政府规模不能再大了，增长已经太快了(34%)，这个速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这是第一。

　　第二，政府减税，前提是必须减税，只有减税，说加税才有份量。减税多少？增值税17%应该减少到10%、9%，这个政府整个收入规模会下降。哪一块补上？污染税和遗产税。污染税用于治理污染，遗产税和增值税这一块用于对付收入分配。花钱这一块政府应该改善，现在很多钱在基建设施上，这有没有道理？有，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低保方面做得不够，花的钱很少。

　　第三，我认为2014年有一个重要的财政改革，1994年的改革是财权从地方向底样集中从社会向政府集中。2014年财政改革应该是政府职能向中央集中，社保集中起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都会现代化，向中央集中。个人所得税征收税权这一块应该向中央集中。再一个是污染治理事情，应该垂直化，户籍管理也应垂直化。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转变，华北、西北、华南、东北服务中心机构可能会演变出来。另外新设立一个社会保障账户，把个人信息统一起来，没有这个信息做不了社会保障。为什么不用身份证号？因为身份证号会被偷、弄丢，所以社会保障号和身份证号分开是必须的。这是政府建设支撑能力的重要方面。总而言之，2014年财政体制可能会有一个财政体制改革，改革核心是建立政府的现代财政制度。谢谢大家！

　　何兵：感谢郑老师从财政体制方面讨论大部制，听您讲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政府授权问题，本是它的事不干。以前交强险，全国人大立法是怎么立的？授权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授权保监会、公安部规定，保监会授权保险行业协会做，由此由保险行业协会制定交强险，交得最高，收益最低。还有一个大问题，政府转变职能，问题是有这些职能却不做。你说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加拿大猪肉要进中国了，一百块钱一斤。感谢郑老师！下面有请魏加宁研究员。

　　魏加宁：首先声明一下，我本人自己一直做学者，提到级别是为了纠正主持人的错误，每次发表文章时，凡是经过我的稿子都把职位去掉，作为一个学者参与讨论。我很赞成周汉华研究员对行政化的批评，对中国现在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批评我完全赞成，个人深有感触。我曾在社科院待过(80年代)，然后到发展中心，过去见社科院领导，从来不称官衔，都是“马洪同志”“尚清同志”，从没看到官衔，现在大官、小官都得称官衔。

　　先谈一点感想，首次来到法律学校参加学术活动，有很多感慨，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老师是吴敬琏老师，我一直琢磨为什么吴老师走着走着和江平老师走在一起了，两个都是大家，过去讲“文人相亲”，可他们两位大家走在一起说明他们看到了中国问题：光从经济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改革、政府改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两位走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

　　另外这些年我们出国考察，去年去日本考察保险、地方债，发现不管走到哪个政府部门，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做，或者为什么这么做这件事。对方政府官员第一件事是把很厚的一本法律书搬过来，翻到第几页，然后告诉我们根据这部法的第几条第几款，把原话给我们讲了，然后阐述。再是我们经常跟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打交道，聊到学术、简历背景，很多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不是我们所想象学金融的，甚至不是学经济的，他们学法。后来接触机会多，发现国外甭管在哪个领域里从业，第一件事不是要有很深的理论、学术创造，而是要知道在这个行业里的基本法律规范是什么，要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是我今天来政法大学参加这个会的感受。

　　再补充说一句，我非常赞成周汉华说的观点，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突破口就是尽快成立改革协调机构，恢复体改委也好还是重建改革协调机构，否则中国改革肯定要走歪路，要么被部门利益所左右，要么被地方利益所左右。我把这件事情视作判断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不做这点事情改革肯定走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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