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
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严重障碍是互信度不高。美国对华政策是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关键原因。
首先，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不断出现常识性误判现象。上世纪40年代，美国误判国民党政权会在内战中获胜；上世纪50年代，美国误判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误判中国将出现政权变更；上世纪90年代末，误判中美会因台海危机而开战；进入21世纪，误判中国将会崩溃。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又出现误判中国的倾向：认为中国不满现状，挑战既有秩序。美当前对华政策的误判与其对日本的误判又紧密相关。美国对日本挑战既有秩序危害性认识不足，导致其对华政策再次出现误判。美国频繁误判中国使得中国在对美关系处理中不得不始终保持谨慎。
其次，美国外交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含义深深困扰着中国。美国始终存在难以与自身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同国家间建立持久平等合作关系的现象。中国强调“和而不同”，但美国主流观念是“同才能和”。不同政治制度或价值观的存在不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障碍，而美国恰恰相反。这种意识形态的普世性特色导致美国决策者无法理解中美关系的客观本质，对华政策始终存在一种执意改造中国的偏执倾向。
第三，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牺牲中国利益取向，不能以互利共赢理念处理对华关系。一战后，威尔逊政府罔顾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利益，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给日本。在二战行将接近尾声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竟在不告知中国前提下同意苏联提出的拥有中国东北各项特权的要求。当前，美国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于不顾，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偏袒日本，破坏东亚稳定秩序得以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在外交领域反复牺牲中国利益的同时，不断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国共全面内战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全力卷入中国内政的恶果。中国对美国牺牲中国利益与干涉中国内政的倾向不得不始终保持警觉。
第四，当前中美需要重新界定彼此合作的战略基础。自1972年以来，保持中美合作关系稳定的核心支柱始终是有变化的。冷战时期是苏联威胁，冷战后一段时期内是经贸与反恐。战略合作支柱的变化没有影响到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格局。当前中美关系再次处于承上启下关键转折时期，战略合作基础越来越模糊。双方应以共同利益而不是共同威胁来界定彼此深层次合作的战略基础。这个战略基础应当是国际体系的稳定与渐进性变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内并与美国一道共同以和平方式推进国际体系能够反映中美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但这种战略合作基础是否持久及中美关系是否总体稳定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美国的选择。
总之，中国对美的不信任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基本是由美国对华政策造成的。中美关系中的许多悲剧只要理性思考、冷静判断，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也将会取得成功。▲(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