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莞引发的扫黄行动渐入佳境，正在按照舆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多地展开扫黄行动，也有望成为农历马年的一场唤醒沉睡执法的强劲风暴。尤其是在中央政法委自曝家丑、清理门户的背景下，扫黄的深层次阶段必然是执法系统的自我整顿、重塑权威。
通过东莞的行动，我们还需打捞起扫黄本身的法治意义，在执法系统的自我反思与整顿中，重新塑造人们对法治价值的理解与维护。因为正是基于执法，我们找到了东莞扫黄最重要的法治镜鉴。
先说说法治中国的背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法治中国的提出，包含着对当下中国法治转型的判断，即与以往依法治国时期不同，中国正从以形式法治为主的“立法中心主义”，转向以实质法治为主的“执法(司法)中心主义”。执法的地位更加重要，法律实施的效果较之立法的健全矛盾更为突出。而在现阶段，中国执法领域却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社会转型带来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复杂多元，人们对于法律规则的不满会转移到执法中来；二是执法自身还存在大面积的缺失，尤其是常年积累下来的利益链很难短期内斩断。
这次扫黄就凸显出执法的上述困境。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日趋开放，性观念也多元，这必然会影响人们对法律禁止卖淫嫖娼的看法。但是，立法乃是最大多数人的“民意决”，必须反映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根深蒂固的道德伦理为基础。立法上是否应当为卖淫嫖娼松绑，或许可以展开更多的讨论，但无论如何，在法律还没有正式修改之前，任何观点都不能影响到现有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执法机关更不能以此作为懈怠的借口。所谓“东莞挺住”的言论，透露出与法律对着干的粗鲁与无知。
法律在认知意义上是开放的，人们自可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表达对法律进步的个人意见；在规范意义上法律却是封闭的，必须按照自身的规范逻辑运作。由此，东莞扫黄传递给社会的，首先在于明确了行为的法律界限。无论社会发展变化到什么地步，在真正的法治文明国家，法律必须得到尊重与实施，决不允许任何人基于个人观点而视现有法律如无物。这是公民的自律底线，也是法治的基本标准。一些人无视法治常识，唱起“卖淫有理、色情无罪”之类的反调，即便有其逻辑也须留到立法场域中去表达，而不是借此指摘执法、冲击法治。因此，保持法治的价值判断力，守住现有法律的规则底线，乃是我们从扫黄中得到的第一个法治镜鉴。
东莞扫黄还提供了观察法治的执法内部视角。说到底，“色情特区”的实质乃是“执法盲区”。与其他领域的公共治理失范一样，背后存在的大面积执法不作为，构成了法治中国必须强调执法的现实缘由。就扫黄而言，社会上总流传着一种“担忧”，担心扫黄过猛会导致经济萧条。所谓“令经济雪上加霜”之类的担忧，说到底都是在挑战法治的权威。某种程度上，正是有了诸如此类的无妄之忧，才有色情业的顽固存在，也为执法腐败、公权纵容提供了土壤。改革到了今天，法治的价值必须升位，不能再随时让位于其他方面的考量。而一些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之所以大行其道，背后总是有着利益的推手。翻开利益的帷幔，就不难看到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牢牢裹缠住执法部门的手脚。
从某种程度上说，扫黄扫的不是“黄”，而是背后的公权腐败和执法缺位，扫的是一切对法治的藐视、冲击与破坏。从全国范围看，扫黄都不同程度陷入“围而不剿”的境地，运动式执法的怪圈令法治始终难成正果。行政执法的要义，在于严、密二字。严者，就是执法必须严格按照立法标准，不能因为地方环境、人情因素、利益关联而人为降低标准；密者，就是执法必须经常化、细密化，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有实现执法的严密，才能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才能在人们心里塑造执法的预期与守法的习惯。但是，在利益的世界里，执法容易被视作一门争夺利益的“艺术”，扫黄犹如剿匪，扫而不绝、剿而不尽，实乃蓄水养鱼的谋生之道！
扫黄考验的不仅是公民的法治价值判断力，也不仅是执法内部排除利益干扰的能力，更考验执法的耐力与法治的动力。从根本上说，黄色泛滥只是表象，只是法治不完善滋生出的脓疮，其背后掩藏着执法的真实生态，布满着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折射出社会对于法治价值的认知心态。实现扫黄的法治价值最大化，真正迈向法治中国，就必须认真领悟我们耳熟能详的“严格执法”四字真谛。
(原标题：色情特区更是执法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