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7岁的杨波涛，十年前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但十年来，他却一直被关在牢里。
杨波涛这十年牢狱之灾和目前处境，可以这么概括：因为定他杀人的证据不足，他被河南商丘市中院判过两次死缓、一次无期，又都被河南省高院撤销并发回重审，来来回回折腾了十年。直到去年8月，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检察院又把皮球踢给了公安机关，让公安“补充侦查”。如果公安现在撤案，那公安机关就得为十年前的错误抓捕做出国家赔偿，于是接过“烫手山芋”的公安机关，对杨波涛实施“取保候审”，继续把案子“挂起来”。
虽然，目前杨波涛出狱了，但他的案子还是没有了结，这意味着他仍无法得到国家赔偿。
目前舆论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杨波涛自述受到的酷刑折磨上：侦讯人员让他十几个昼夜不能睡觉，并对其拳打脚踢、强灌屎尿、揉捏睾丸，其胡须、腋毛和阴毛全被拔光，等等。但更要问的是，这样的冤案是怎么发生在中国既有司法程序中的？
2001年河南省商丘市发生一起强奸碎尸案，2003年年底，杨波涛被当地警方认定为此案的凶手，并于次年被羁押。本案中，警方并没找到血迹、阴道分泌物、指纹等直接物证，能“定罪”的依据只有杨波涛的口供。杨称他受到了前述的种种残忍刑讯，其律师称其口供有上百处矛盾。
而1997年版的《刑事诉讼法》就已全面引进“无罪推定”原则：由司法机关举证被告人有罪，若证据不足，或证据有疑点，则不能定罪，是谓“疑罪从无”。如果检察院、法院能坚守法律，那么杨波涛本应被判决无罪，或根本就不予起诉。
但事实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律的执行被打了“折扣”。经常是法院明明知道定罪证据不足，却在“命案必破”等要求的压力下，违心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死刑变死缓、无期变有期。比如，本案中，如果杨波涛真的实施了强奸杀人碎尸的罪行，完全应定死刑，但一审法院却接连做出三个“降级”判决：死缓、死缓、无期。更有意思的是，在杨提出上诉后，上级法院三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却未能依职权做出无罪的改判，而是把皮球踢回了一审法院。因为上下两级法院都不愿意担责任做无罪判决，于是有了“疑罪从挂”的怪事。
“疑罪从挂”并非个案。此前的河南李怀亮涉嫌杀人案，也是因为证据不足，案件在上下级法院之间来回折腾，拖延了整整12年，直到去年4月，李怀亮才被宣判无罪。
上下级法院之间来回推诿，就让案子进入不审不放的“死循环”。好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一，去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其中规定二审法院只能发回重审一次，第二次必须做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终止了“司法死循环”。
其二，司法机关也认识到搞“疑罪从挂”、“疑罪从轻”的危害性。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对此有深刻反思，他称：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他提出：对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套。去年年底，最高法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屈从于种种压力，不能坚守法律，对明显证据不足的案件(特别是杀人等大案)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去年新《刑事诉讼法》叫停了“司法死循环”，最高法强调杜绝“留有余地”的判决，都不会一下子把这些存量问题化解掉。类似去年李怀亮、今年杨波涛这样的悬案，不能靠媒体一桩桩来曝光。
最高法、最高检要拿出直面问题的勇气，要求地方法院全面清理全国类似的“疑罪从挂”悬案，严格按疑罪从无解决，该判无罪的判无罪、该不起诉的就不起诉，不把问题踢给公安和检察院等上游司法单位，该给的国家赔偿坚决要到位。如此才能让中国的司法改革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原标题：“疑罪从挂”案件必须全面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