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兆农
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关系，发现一个现象：不同的“东家”决定不同的效率。为谁种地，决定着土地的使用效率和农民的收益。
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为“公家”种地。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这样的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土地的使用效率和农民的收益，都十分低下，粮食及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长期严重供不应求。农产品的短缺，导致国民经济基础性的短缺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开始为“自家”种田了。这是农村生产力的一次极大解放，计划经济的呆滞，市场经济的活力，弊利鲜明。很快，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状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市场越来越繁荣。
但是，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高水平的粮食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走规模经营、科学种植和深度加工的路子，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很难走上这几条路。
于是，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各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应运而生。农民为“企业家”种地，在新世纪里，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从为“公家”到为“自家”种田，这是一次飞跃；从为“自家”到为“企业家”种田，这是第二次飞跃。“别人——自己——别人”，不是回到原点的简单循环，而是一次螺旋上升的过程。彼“别人”与此“别人”，内涵完全不一样：人民公社是一种体制，所有农民都必须在这种体制下种田；而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农民土地是否流转给企业，农民自己可以选择。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
这种“东家”的变更，既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反映，更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一种探索。这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只要规范运作，加强监管，就能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对农民而言，“东家”也是“公家”，如何避免“大锅饭”时代的怠工等弊端，有一个办法是，把“东家”流转来的土地，再次承包给农民，责任到户，利益到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这样既发挥“东家”规模经营的优势，又发挥农民“自家”的积极性，能较好地解决问题。▲(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