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苍南城管打人与被打、大陆小孩香港街头小便等热点事件中，我们从互联网上看到了近乎完全矛盾的信息。有些信息还是很有影响的媒体人发布，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而在此之前，我身边许多朋友多有抱怨，常常被微博和某些媒体信息所误导。有一位律师朋友更坦言曾因误导而被利用。
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有两个前提性假设：人是理性的，信息是完全的。正因此，不需要别人包括政府替代我们进行决策。这种假设显然不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大量存在。之所以有人骗人有人被骗，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流经济学将“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决策”作为研究对象。但仍然认为人是理性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理性，来看透并消除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迷雾”。近些年来，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微博与微信等新媒体时代来到了，我们以为信息的广泛即时传播，应该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问题，但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我们被误导的频率越来越高。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要回到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上。行为经济学新近成果认为，我们的思维系统分两种方式在运作，一种是直觉，一种是理性。绝大多数时间是直觉而非理性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处理关于社会与政治等信息时，几乎都是依靠直觉思维。尽管直觉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但往往在关键时刻会出问题。尤其是，直觉思维因其固有缺陷容易出现系统性偏差，恰有人利用直觉思维的缺陷进行有目的性的误导。
首先，直觉思维依赖于信息的可获得性。除非与我有直接利害关系，否则，我们很少主动到事发现场搜集信息，而是依赖于媒体与网络所提供的信息。这会导致行为经济学上所谓“沉默的证据”问题。关于“沉默的证据”，两千多年前著名哲学家西塞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牧师试图劝说一位无神论者信神，就对后者说：“我曾经问过一次沉船事故中生存下来的人，发现他们都相信上帝。”后者反问牧师：“那你问过那些相信上帝又恰巧在这次事故中死去的人们吗？”这个故事告诫我们：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但实际上我们所依赖的信息只提供了事实的一个部分甚至一个片面，更多的则被无意或有意掩埋起来了。
其次，直觉思维在接受信息时容易犯“过滤性错误”。即我们往往只关注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符合我们已定型的价值观的东西。这在行为经济学上叫做“叙述谬误”。已有许多实验证实，“叙述谬误”甚至强大到这样的程度：即使我们接受的信息是真实的，但如果不符合我们的偏好，我们就会千方百计从信息中捕捉并夸大符合我们偏好的部分，来构建我们所认为“应该”的因果关系。
最后，直觉思维在接受信息时容易受到“情感”因素影响。直觉思维无法处理非线性因果关系，而只能处理线性因果关系。所以，直觉思维很容易被“情感”所左右。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蹒跚学步的可爱意大利男孩，不慎落入一个狭窄的深井，救援工作一时受阻，大批记者和镜头都对准这个男孩，广播与电视反复播放孩子无助的哭喊声和孩子父母焦虑的面容。结果，不仅全意大利甚至全欧洲都在关注男孩的命运。但就在这一天，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造成近百人死亡，包括十几名儿童，但没有人关注。行为经济学家塔勒布不无讥讽地说，“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100个人的死亡就是一个数字！”
决定我们日常大多数行为的直觉思维的上述三大缺陷，有时会单个误导我们，更多时是综合起来误导我们。最近与朋友一次聚会期间，谈起网络反腐，有人感慨不已：“小三举报是比纪委调查更有效的手段。因为中国官员对女色的免疫力最低。”我问他，是否读过行为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卡曼尼《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恰好也讨论了这一问题。最后的结论是，官员通奸的比例并不高于律师、医生等群体，而我们之所以产生官员通奸现象更普遍这一错觉，是因为“政客的过错只不过更受关注更容易曝光而已”。
如何避免被误导？答案是：了解并承认我们自己思维的缺陷，坚持兼听则明，不被成见所束缚，并时刻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
卢周来(经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