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公开收容教育相关信息被拒，广州一90后女生决定提起诉讼，讨还知情权。日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此案立案审理。而在今年4月初，该女生曾向包括广东省在内的31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公安厅等政府部门发出320份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各省和全国的收容教育执行情况。最终收到58份“有实质内容”的答复，全国现存116个收容教育所的数据也得以首次披露。
在劳动教养制度得以废止之后，与之有着相同法治bug的收容教育制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讨论。“未经司法审判，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六个月至两年。明显有悖于人权保护原则，不是法治思维，更不是法治方式”，2014年初，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余明永对媒体作此表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法律界人士的看法。而90后女生所发起的信息公开系列申请，无论是过程本身，还是收到的各种答复、复议结果，都在为这个社会的点滴进步做着标记。
提起信息公开申请，发出320份收到58份答复，或许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视角：正面答复的部门不多，公民知情依然很难，此其一；还是有五十多家政府部门给出了“有实质内容”的答复，也不算少，确实也很令人欣慰。而这回提起的信息公开诉讼，则是在收教所数量的基础上，继续追问现有收教人数、被收教者的劳动收入金额和支出去向等收教执行信息。在此之前，相关部门以收教人数属于“警务工作秘密”、被收容教育人员劳动生产收入和支出情况属于“内部管理信息”为由，拒绝公开。
选择在广州提起诉讼，显然很费了一些思量，也很有“智慧”。这不仅是因为“广东共有13个收容教育所，是全国收容教育所最多的省份，收教人数也可能最多”，还在于在当事公民看来，“广东有比较合乎法律精神的法律工作者”，或者说有更好的法治氛围。此前，作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的余明永就曾提交提案，认为“广州已具备率先停用收容教育制度的环境”，彼时南都亦曾刊发社论与之呼应，主张“停用收容教育，广州不妨先行一步”。而今，一起主题貌似比较“敏感”的案件能在广州中院顺利立案，也部分印证了90后女生对广州的期待。
政府信息公开这档子事儿，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实践，不停有公民就具体事项发起申请，顺畅也好，坎坷也罢，一轮又一轮的互动之后，不论是主张知情权利的公民，还是履行公开义务的政府部门，再加上进入诉讼程序后的司法机关，对待政府信息公开事项都逐渐趋于理性、冷静，用心平气和的态度推进，各尽职责本分。这正是事关收容教育制度的信息公开话题得以在公共空间深入讨论，即便是诉讼也可以相对顺畅予以推进的大背景。
是否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这三种法定不予公开的信息之外，其他事项的拒绝公开，是否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有赖司法秉公、独立的专业裁量。需要强调的是，司法环境也需要这样一种“新常态”：当纠纷发生，公民诉诸法律，法院顺畅立案，政府机关坦然应诉，此种正在趋于正常的社会状态，确是难能可贵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也是走向开明的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必然。诚望收容教育的这桩信息公开第一案，能在广州走得更顺畅，为公众贡献一场高水平的诉讼，也为推动相关制度的改革探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