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强制一胎化政策破坏了人口的自然生态，年轻人口亏损、人口性别失衡和老少人口结构失衡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进程有关。早日终结独生子女政策，利益当代，福泽后世。“单独”二孩政策是一个历史的转向，但这项惠及小众的改革一方面可能遭遇“单独”家庭不领情的尴尬，另一方面对“非独”家庭却是一个伤害。“非独”家庭不一定真要第二孩，但没有二孩的生育选择权却让他们感觉到了强烈的歧视。更令人痛惜的是，越来越多“非独”家庭的女主人可能即将或者已经错过适龄生育的机会而永远不可能拥有第二个孩子，时不我待！
继续“非独”一胎制，无疑突破了“生育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底线，已经出现的各种人口问题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也将进一步深化、恶化和转化，包括独生家庭失独、老年父母失养失依、年轻人力资源短缺——— 无可用之农、无可用之工、无可用之兵———各种人口风险、人口亏损现象和事件将纷至沓来，内忧外患困扰中国未来，中国将进入人口学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和痛苦社会，人口萎缩、人口弱化的趋势和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沦落为又“小”又“老”的国家，大国地位因此受到严峻挑战。
事实表明，“双独”二胎政策出台后所增加的“生育增量”并不令人乐观，因为高昂的生养成本或者错过了生育时机，有很多年轻夫妇不得不放弃第二胎的生育。也并非所有“单独”和“非独”家庭都会响应政策，他们也会和“双独”家庭一样受制于生养成本和其他生育条件的约束理性掂量自己的养育能力。关键在于，“双独”、“单独”和“非独”三类家庭的生育意愿本质上大致相同相似，其同质性远大于异质性，都受制于高生养成本的约束，大多追求核心小家庭，他们的差异主要是生活环境的不同所致。另眼看待“非独”家庭是不公平的，这样做对国家也不利，其实他们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贡献群体。
2012年，我提出“中国已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由于低生育文化的力量比低生育政策更加强大，所以即便政策放开，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也很小。虽然中国应该鼓励生育，但由于意愿生育水平很低了，所以即便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也存疑。对职业女性来说，生育不仅有直接的抚养成本，有间接的机会成本，还有健康成本、美丽成本、自由成本、操心成本等。虽然从意愿上她们也可能觉得两个孩子更好，但在昂贵的综合的生养成本面前，她们很可能望而却步。
对于有勇气生育第二孩的女性，其职业前景将因为休产假、培养孩子牵涉精力而受到不利影响。生养孩子成为女性发展的羁绊。我估计大多数职业女性会作出放弃二孩生育的无奈选择。所以，“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只会有微不足道的生育增量，中国已进入持续的不知尽头的超低生育率时代。人口是慢变量，人口的成长需要一个培养周期，从人口学角度看是15年以后，从社会学角度看大致20年以后。专家估计，“单独二孩”之后年新增人口不过区区百万，而实际可能远远少于百万，这从各地报道的“双独”家庭只有10%-20%的比例生了第二孩可以佐证，“单独”放开对20年后劳动力短缺的弥补作用有限，所以我主张尽量早日全面放开生育，坚定不移地朝自主生育、适度生育、优化生育和鼓励二胎的方向前进。换言之，中国即使告别了“政策性一孩化时代”，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走出高成本背景下的“选择性一孩化时代”，说明人口危机的严重性远远超出国人的想象。
正确的人口问题观决定科学的人口治理观。传统的“人口负担论”、“人口压力论”、“人口总量太多论”根深蒂固，长期主导着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判断和治理。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和挖掘人口增长的“正能量”，树立科学的大人口观、积极的适度生育观、优化的人口发展观。
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还权于民，抢救生育机会，早日开禁“非独”生育，不要坐失良机而要积极挖掘“二孩红利”，否则等到全面放开也可能没有多少年轻家庭积极响应二孩生育，必悔之晚矣。国际经验表明，到时再鼓励生育肯定难上加难。所以，要努力恢复人口生态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抢抓当下所有年轻家庭的生育时机最重要！
生育的家庭计划是基本的生活方式，避孕节育是人的长期需要。社会的生育计划必须以保护和尊重人为前提。同时要坚持政府在计划生育中的保护性责任和服务性义务，加强对避孕节育的优质服务、计生家庭的社会保障和困难群体的人文关怀。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完成生育政策的改革，指向自由平等生育权的回归，跟“政策性一胎化”做历史的切割，从源头上杜绝新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和脆弱家庭的产生；另一方面，对完成了生育使命甚至进入空巢期和老年期的、“木已成舟”的成熟独生子女家庭则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解决其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
(作者穆光宗系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