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
2015年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回望历史，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所引发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提供镜鉴。
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偶像化”，也不应“靶子化”。它虽然有过轰动效应，但并没有传说中的一呼百应，最初一二期的印行量，每期仅有1000份。陈独秀曾言，“执笔本志几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官听”。它的学院化色彩和书生气，它的道德化和文化化倾向，多少都影响了它的社会能量。它激进的新文学、批孔学的文化主张，又长久地遭到争议和诟病。
新文化运动是泡在洗澡水里的新生儿，是文化创新阶段的复杂混合体。它提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
它发轫之初在人们的精神上引起的震动，有如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一百年来，它提出的科学、民主等一系列文化命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回味、思考和争议。
涉及精神和灵魂的事件可能更久远。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常谈常新，与其大胆决绝的变革精神有关，与其和文化、道德相纠缠的社会政治性有关，也与其爆发出的不可遏制的青春冲动有关。“后来责任，端在青年”，被新思想吸引的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
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是北京大学师生和《新青年》相遇后的“刊校结合”的文化创造平台。北迁之后，《新青年》的作者，以1919年为界，除40岁的陈独秀是1879年的“70后”，大部分都是当时的“80后”“90后”年轻人，鲁迅38岁，周作人35岁，李大钊30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毛泽东26岁，恽代英24岁，张申甫24岁，傅斯年23岁，黄凌霜18岁。重温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命题，“青年的理想人格精神”“自立的”“世界的”“科学的”“进取的”，哪一项不是引起青年朋友们的共鸣？今天再看这些命题，恐怕对于当下依然有提神醒脑的功用。
有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作镜，有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艰苦探索，有当下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发展，文化创造就有了新的历史可能。如果说，一百年前的文化运动是挽救和改造中国的问题，那么，一百年后今天的文化应当是在全球化的民族竞赛中强身健体。我们不可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既不可断裂激变，也不可固步自封。以全盘西化来重建中国文化，或是以封建文化来刷新当代文化都是不可取的。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说，传统常常是集好坏于一身、优劣点很难截然分割。这就不是片面的批判和笼统的反对所能解决，而首先是要有具体历史的分析。只有将集优劣于一身、合强弱为一体的传统加以多方面解剖和了解，取得一种“清醒的自我觉识”，以图进行某种创造性的转换，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因此，我们不必左顾右盼，只需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答案。之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今天，在我们吃饱穿暖之后，迎来了文化创造上难得的历史良机。▲(作者是《北京文学》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