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吉涛

　　南京六合区低保户朱胜根因“自建”两层半的小楼房，其低保户资格受到当地多位居民的强烈质疑。据报道，这幢建筑面积达130平方米的小楼房建筑费用至少需要6万元。“能盖起楼房，每个月还要拿192元的低保金”，有居民把矛头直接指向街道和居委会：真正有困难的居民拿不到低保，做生意发财的，却有本事吃低保……(《现代快报》9月14日)

　　低保户建楼房，这个事实确实充满了巨大的悬念和矛盾。常态下，一个连工作都没有，靠国家救助生活的家庭，怎有钱建楼房？有钱建房，为什么还在吃低保？居民的同声质疑是有道理的，但这种道理是建筑在“低保户朱胜根自己有钱”这个事实基础之上的。但据居委会认真调查，发现建楼款的确不是朱胜根自己的，是亲戚们赞助的。这意味着居民对朱胜根的指责，是建立在一个未经证实的常规猜测上，由于失去了事实的有力支撑，这种质疑终归毫无意义。

　　但这终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还是南京，前期因一个“低保户禁养宠物”的规定，引发激烈争议。这种规定显然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站在强者立场处理问题，于世俗人情较为合拍，但却有悖于法律精神原则。有关部门或者社会舆论实际上给低保户设计了一个通用的形象：穿的蔽体就行，吃的温饱就成，禁止有成本的业余爱好。这种定义实际上把低保者的生活圈定在“阴影”之中。低保者穿西装会遭非议，上酒店会遭到批评。低保户在现实中实际上失去了同正常人同等的生活权利和平等的生活地位。

　　上大学时，有一个同学家境不好，同学为他捐了一次款。后来，我们发现：这名同学的书包中，经常有糖果等零食。当时，这让我们非常不安，甚至有些不快。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默认了这样一项原则：他只能比我们更加节约地生活。只要他的行为违背了这条原则，就会面临来自周围群体的压力。得到的或许是很少的一点物质帮助，但付出的却是宝贵的生活自由。我们对“低保户”、“求助者”是否过于苛刻？

　　公民在困难时“有从国家、社会接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的权利。低保户接受低保，是在享受权利，行使权利。他所要尽的义务，一是诚信，二是遵守约定。无需承担其他人为强加义务。低保户朱胜根在住房成为“危房”时，受到专项赞助，“自建”两层半的小楼房，是他的权利，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依然符合南京的低保政策，就可以继续吃低保。

　　国外的社会保障通常比中国发达，甚至失业救济金比一个工作者的报酬都高。但是公民宁愿从银行贷款，也不愿意去申请“救济金”。这种压力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内心，他们认为：“吃低保”是一种有愧于社会的行为。我们当下社会还远没有建立这样的意识，为了避免“求助落空”，政府、社会、群体对“接受救助”者，施加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被救助者别无选择地生活在“阴影”里。两种不同的规范“救助”的方式，孰先孰后，谁更科学，更人性化，经纬分明，一目了然。当然，基于中国的社会现状，让社会压力变为个人内心的压力，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目前我们应当做到的是：最大限度地“让真正的低保者站在阳光下吃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