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寻找海明威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6日08:57 新民周刊

撰稿／边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每走过一个城市，我时常会想，人们到一个城市来寻找的是什么？除财富、梦想之外，应该还有点什么，就是那么一点点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多余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为某些特别敏感的心灵准备的东西，用城市的味道，或城市的灵性，或城市的灵魂这样的现成词句，勉强可以套用之，但我总觉得，我们往往用一些抽象的词语，将我们并不太说得清的东西，笼而统之地装进去，似乎有点不太负责任。那天，我在巴黎地铁六号线巴斯德站等车的时候，在通常贴满广告的墙壁上，看到了兰波的一首小诗，类似的小诗，有时在地铁车厢里也能读到，高高地贴在广告牌上方约两张Ａ４纸那么大的地方。诗的后半段是这样写的： “六月那些美妙的夜晚，椴树散发着沁人的香气，空气时而如此的温柔，让人禁不住合上了眼睑。” 原谅我，翻成中文已失去了大半的味道。但这正是我在那个夏日的傍晚，站在拉丁区图安街与吊刑街、图内福尔街、布兰维尔街交会而成的小小的街心广场时，所感觉到的。那其实只是几条小街交错时留下的一小块三角地，称之为广场是大大言过其实了。三角地上只有一个碎石砌成的椭圆形的花坛，也并没有什么花，只是长满了矮灌木。花坛边上三两棵树，形成浓荫，树下两张漆成绿色的长椅，上面坐着几个年轻人。两根同样漆成绿色的路灯柱，和花坛另一边竖着的供行人饮水的人工喷泉（绿色的），就是这小广场上唯一的点缀。真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与穿过短短的布兰维尔街几分钟即可到达的孔特斯卡普广场的喧闹相比，这里要安静许多。路灯还没有点亮，夏日晚上九点半，太阳落下去了，只在不远处先贤祠的圆形穹顶和圣艾蒂安杜蒙教堂哥特式尖顶上留下一抹粉红色的余辉，但天并没黑。我想只在这一刻，我找到了这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我在树下略站了一会儿，长椅上几个年轻人的说话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是从孔特斯卡普广场经过布兰维尔街走过来，街窄而短，有两家小饭店和一家名叫“凯旋剧院”的小戏院，戏院门口站满了等待入场的人。海明威在他自杀前写的一本半随笔半自传的小书《巴黎是一个节日》里写过，这是他常走的一条路。不知怎么，想到巴黎让我感到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不由得就想到这个人。他作品中那种深深的浪漫主义，让我意识到他早年选择在这里生活，应该多少与我刚才的想法有一点相通的地方。他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带着新婚妻子哈德莉抵达巴黎，次年１月９日就在孔特斯卡普广场边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７４号四楼找到了两间小屋，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当时新大陆的文化青年纷纷来到旧大陆寻找灵感，巴黎是他们的首选。可见这个城市果真有那么点多余的东西，让那些靠心灵吃饭的人，可以在生理生存空间之外，另有一些凭依之处。７４号至今还在，窄长的楼门漆成醒目的天蓝色。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从塞纳河河心圣路易岛对面的拉图内尔堤岸一直向上攀登，到达位于塞纳河左岸高地上的孔特斯卡普广场结束。广场实际上只是个街心小花园，一座小小的石头喷泉，被一个铁栅栏圈着的花坛围在中心，再外围是青石铺成的路面，五个街口和一家挨一家的咖啡馆和小食店将广场圈住。７４号就在其中一个街口的拐角处。门左上方有一块石牌，作为海明威曾在此旅居的记录。跟巴黎所有寓所的楼门一样，自然是紧闭的。二楼的一个窗口挂着招牌：“海明威旅行社”，恐怕实际业务与海明威无半点关联。７４号边上是一家服装店，店名就取了海明威的那本书名《巴黎是一个节日》。傍晚我到的时候，店还开着，显然是面向游客的那种，居然还卖中国旗袍。我是从塞纳河边沿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一路上到这里的，海明威常顺着这条路下到塞纳河堤岸边的旧书摊，这是从７４号出发距塞纳河最近的一条路。借助这个同样是异乡人的足迹，好像更能从陌生状态，跨越因熟悉而麻木的状态，达到雾里看花的意境。这时，孔特斯卡普广场上的露天咖啡座已经坐满了人，花坛的铁栅栏上也闲坐了一些人。这是夏日的晚上，天要到十点以后才会黑。我站在广场上犹豫了一会儿，接着朝德斯卡尔街走去。海明威在这条街３９号公馆的顶层租了间阁楼，用来写作。德斯卡尔街和与之在广场上相连的穆夫塔尔街是拉丁区昔日这块贫民区的轴心，如今已全部辟为商业兼旅游街，咖啡馆、冰淇淋店、煎饼铺、土耳其三明治店、中餐馆、杂货铺、旅游小商品店一家接一家，排满了小街的两面。穆夫塔尔街上还有一家名为“木剑”的小电影院，专放艺术与探索类电影，门脸很小，不经意走过了都看不见。海明威时代，也就是２０年代初，这里每天早上都会有牧羊人赶着羊群经过，住在拥挤的小楼里的房客，会拿着杯子下楼，拉住一头羊挤上一杯奶，再放几个生丁在牧羊人的手里。这是海明威每天早上打开７４号四楼的窗户即可看到的景象。早上，他从７４号出来，兜里揣几个小橘子和烤栗子，径直来到３９号，一口气上到七层阁楼间，从这高地顶楼的窗口，他能望见整个街区的屋顶。３９号如今已被两家小饭店夹在中间，不留意不容易看见。在海明威之前，这里已经住过一位法国诗人保罗·魏尔兰。两人是否住同一个房间不得而知，但在同一幢楼则是没错的。魏尔兰也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他１８９５年住进这里时，已是贫病交加，一年后就去世了。他一生都在寻找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忧郁的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心在流泪，就像城市霏霏的细雨（注：法语中下雨和流泪是一个词）。”早年有家室的他，为了对少年诗人兰波的爱，把一切皆抛。这段同性恋情充满了风暴。１８７３年，参与过“巴黎公社”起义的他，和兰波一起逃亡比利时。同年，他拔枪打向兰波，因而系狱两年。五十二岁便离世的他，被人誉为“诗人中的王子”。这样的人将生命像火炬一般急剧燃烧，在人世黑暗的隧道里放出一点异彩，随后早早地熄灭。３９号楼门两边的底层房间显然都租让出来开了饭馆，楼门上方只有一块两个巴掌大的石牌记录了魏尔兰曾在此居住。楼门是紧闭的，这个傍晚，只有二楼的一个房客，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饭馆露天座上用晚餐的人们。病死的魏尔兰和自杀的海明威都没有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食欲。走过德斯卡尔街，顺街下到学校街，左拐越过法兰西学院、索邦大学，来到与圣米歇尔大街交会的街口，穿过圣米歇尔大街，走进细长的拉辛街，这里已经离开了酒吧、食店的范畴，前前后后都已是书店了。拉辛街的尽头是奥德翁广场，七八条小街围着在拉丁区显得相当高大的奥德翁剧院。夏日的傍晚，无论是从将其围在中间的两条喧闹的大街圣米歇尔大街和圣日尔曼大街中的哪一条走过来，都蓦然感到一阵宁静。在剧院的回廊下站一站，望着由浅蓝逐渐加深的天空和尚没有点亮的老式街灯，有一种时光停滞的感觉。海明威时常在写作完毕的下午，从家里这么一路走过来，最后拐进与奥德翁广场相通的奥德翁街，来到这条街的１２号。美国人西尔维·比奇在这里开了一家书店——莎士比亚及其伙伴书店。书店是传为旅法的英美学人开的，出售和出借英文书籍。书店至今犹在，只不过早已不在奥德翁街１２号，而搬到了塞纳河边，与巴黎圣母院隔河相望。海明威当时没钱买书，西尔维亚的书店给他提供了借书的便利。他第一次走进这家图书馆兼书店，身上连办借书手续需要的保金都不够，但热情的西尔维亚让他有钱再付，先可以借书。他一口气借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和劳伦斯的《父与子》。我已无从探究在拉丁区贫民的小房间里读《战争与和平》会是怎样一种感受。但读这种小说的人，走在这样的小街上的感觉，我倒是能体验几分的。当时的花都是穷艺术家的乐园，生活费用便宜，民风开放自由，南可下到地中海享受阳光，北可到瑞士、奥地利滑雪。海明威中学毕业后，没进大学，而是跑到欧洲，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在意大利受了伤，与护理他的女护士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这段恋情被永远地留在了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中。他很年轻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利用年长他八岁的妻子陪嫁的每年三千美元的年金，远远地跑到欧洲过起了自由撰稿人和作家的生活。他算过了，这笔钱在巴黎勉强可以维持一年的生计。他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７４号的住房没有热水，也没有盥洗间，只有一只马桶。他起先还兼了份记者的职务，偶尔和哈德莉去巴黎北部尚蒂伊的跑马场赌回马，赢了钱，两人一起下回馆子，或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逛逛。书摊上偶有相当时新的美国书出售，而价格便宜之极，那是到欧洲旅行的美国人随手丢在旅馆的，由旅馆侍者拿出来卖给书摊。后来为了专心写作，他记者也不做了。冬天冷，房间里没有取暖条件，他便到咖啡馆写作，好一点的咖啡馆都生了火炉。他未成名前，最常去的是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在那里要一杯咖啡加奶，一坐就是一天。如今的圣米歇尔广场四周，除了一家小小的艺术与探索电影院和吉贝尔书店，可利用的门脸几乎都是咖啡馆或啤酒店，但已无从探起海明威当年坐的是哪一家，那一家是否一直开到今天，他在《巴黎是一个节日》中未提咖啡馆的名字，也许他自己也忘了，毕竟他写《巴黎是一个节日》时已是５０年代末。他倒是清楚地记得他去圣米歇尔广场走的路线：沿德斯卡尔街走一段，左拐经亨利四世中学和圣艾蒂安杜蒙教堂，穿过先贤祠广场，由屈雅斯街下到圣米歇尔大街，右拐沿着大街一直走到塞纳河边，就是圣米歇尔广场了。写完东西的下午，他会沿着塞纳河的堤岸散步，从圣米歇尔广场左拐，沿大奥古斯丁堤岸走到新桥，上了桥便可下到巴黎中心西岱岛的最尖端。西岱岛形似一条大轮船，岛的尖端如船头一般的便是“老风流公园”。这是个钓鱼的好地方，海明威喜欢到这里看人钓鱼。很多年后他自己也成了加勒比海的渔翁。当年人们把从塞纳河里钓上来的小鱼，卖给小饭馆，油炸来吃，肉嫩而细，海明威一气能吃上几盘。现在自然不会再有人吃塞纳河里的鱼了，从“老风流公园”的栗树浓阴下，眺望不远处的艺术桥，颇有迎风立船头的感觉。有时，为了节省，海明威会跳掉一顿中饭，饥肠辘辘地走去莎士比亚书店借书，沿途为了避开有饭馆的街区，他绕道而行，从沃吉拉街走到卢森堡博物馆，空腹欣赏塞尚的风景画，似乎更能体会画的味道，南部普罗旺斯的矮松林和红土山冈，不知给了他何种遐想。然后他挑细窄的费鲁街走到圣叙尔皮斯广场，一路都没有饭馆，广场上亦然，巨大的狮子喷泉勾不起人的食欲，除了几家卖圣物的店，便只有闲庭漫步的鸽子了。今天的广场上也只有一家咖啡馆，露天座远远地设在宽宽的行人道上，夕阳西下的时候，打在露天座的客人身上，有一种虚幻的感觉。狮子喷泉依旧，发出很响的水声。卖圣物的店也还有一两家。他沿着古老教堂右边灰白色的高墙，顺圣叙尔皮斯街，就到了奥德翁十字街口那块三角形的小街心广场，再朝右一拐，就是奥德翁街，几步就到了１２号。有一天西尔维亚告诉他他的一笔稿费寄来了，他拿了钱，走回奥德翁十字街口，左拐沿圣日尔曼大街走上一段，便到了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广场斜对面就是利普啤酒馆了。他走进啤酒馆，在靠墙的软垫长椅上坐下来，背后是墙上的镜子，面前是小方桌。侍者问他来点什么，他要了足足一升的大杯啤酒和一份土豆沙拉。啤酒清凉爽口，浸在淡绿色橄榄油里的土豆硬实入味，他在土豆上撒上点黑胡椒，面包沾上橄榄油，慢慢地吃起来。很多年以后，他已有了万贯家财，但当年饿着肚子吃的这普通的一餐，却永久地留在了他的味觉记忆中。过了几天，我又来到孔特斯卡普广场，夏日傍晚的露天座上永远都是热闹的。这一次我选择了布兰维尔街。海明威旅居巴黎的那几年，经常在下午沿这条小街，经吊刑街，顺着亨利四世中学的高大的墙壁，走进先贤祠广场，再走苏夫洛街或屈雅斯街，过圣米歇尔大街，来到卢森堡公园的铁栅栏门前。他从位于罗斯唐广场的这扇门进入公园，径直穿过公园，从吉内梅街入口出公园，过吉内梅街进弗勒吕街，在这条街的２７号，住着一位当时在旅法的英美文人中颇具影响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海明威称她斯坦小姐，斯坦没有结婚，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嗜好。下午五点后去斯坦小姐家，渐渐就成了习惯。斯坦总是慷慨地让嗜酒的海明威大喝果味很浓的烧酒。就是在２７号的这间小寓所，斯坦小姐第一次对海明威提到了“垮掉的一代”。斯坦小姐的老福特车的点火装置坏了，车行里负责修车的小伙子让斯坦小姐很不满意，车行老板知道后，将小伙子训了一顿，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垮掉的一代。”斯坦对海明威说，“这就是你们，你们全都如此。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年轻人，全都是垮掉的一代。” 成名后的海明威渐渐受不了斯坦的专断，两人后来成了陌路人。而“垮掉的一代”却留在了文学史上。并且这句话永远地成了上一代评价下一代人的现成名词。弗勒吕街走到尽头，自然汇入圣母田园街。１９２５年初，海明威一家（这时他已有了一个儿子）搬到了这条街的１１３号。１１３号几乎到了圣母田园街的尽头，没有多远就与圣米歇尔大街和蒙帕那斯大街交会。我在１１５号和１１１号间徘徊多时，无论如何找不到１１３号。这时住在沿街底层的一个看门人样的老头，趴在窗口看街景，我问他可知道１１３号。他说没有１１３号了，只能从１１７号进入原来的庭院。已经是傍晚九点多了，天暗下来，我从１１７号幽暗的门洞，进到被楼围住的一小块庭院。比之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７４号，这里没有任何标识来记录那一小段历史，也许他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吧。当年庭院里的锯木厂早已踪影全无，想必是被一堆老房子中的那幢新式建筑××学院取代了。后院尽头有几个人在楼下花园轻声说话，他们证实了海明威确曾住过前院。前院安静极了，只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走出１１７号，街灯已经点上了。左拐很快便走出圣母田园街，来到圣米歇尔大街、蒙帕那斯大街和天文台大街交会的波尔罗亚尔。马可·波罗花园的青铜雕塑和喷泉已掩在薄暮中。几条街交会留下的一块不大的街心小广场上，只有奈元帅孤独的身影在晚风中无言地矗立着。这位拿破仑手下的忠实大将，当年为掩护拿破仑差一点把命丢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那是１８１３年，已近两百年过去了。铜像的背后，就是著名的“丁香园”咖啡馆。海明威搬到圣母田园街后，大部分的写作是在这家咖啡馆里完成，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的初稿。他一口气写成后，把稿子带到奥地利雪山最后修改完成。 “丁香园”此时已在一片灯火中，一人高的盆栽树像墙壁一样将露天座围起遮住，也把城市的喧闹隔挡在外。里面餐饮两便，只是价格颇吓人，不过鲜少一般游客。如今它已成为一家高档餐馆，穷文人是光顾不起了。也就是在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这段时间，渐有名气的海明威爱上了美国女记者包琳娜，这是个无论出身还是文化水平都高于他结发妻子的女人。这段情缘促使他于１９２６年离开了巴黎。但巴黎显然为他的青春岁月打下了深深的印迹，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抹去了巴黎记忆的海明威。一个城市有时就像模子一样塑造了一个人。从“丁香园”喝了杯咖啡走出来，已接近午夜了。在里面无论如何没有感觉到海明威及其《太阳照样升起》曾带给我的遐思。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好像在循着什么轨迹，以使我们自己的行为具有某种意义。在逝去的人和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些比记忆更久远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的一切都只在逝去的人和我们之间才有意义。这么想的时候，这个夏日晚上的漫步，好像有了一点另外的含义，虽然是附加上去的。海明威的出现也就不牵强了。蒙帕那斯大街依然灯火辉煌，这里差不多已是拉丁区的南部边界。沿大街朝西走，“丁香园”那粉红色的霓虹灯已渐行渐远。我走了那么一大圈，那个带了一多半想象的艺术家青春的城市，在人为的保护下，毕竟留下了一些残影，让人去窥视由建筑保留下来的只有时间可以增删的浪漫。但我终究无法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答案：海明威为什么将青春最浪漫的岁月留在这里。我进而想到人与城市的关系，一个人与一个城市有着有别于他人的特别关系。那么答案也就是千差万别的。而那些楼台街巷收藏着对每一个人的记忆，可又都是默然不语的。我们却因着某些人某些事对它们格外地另眼相看，好像一块墙砖不仅仅是一块墙砖。很多年后，当他在古巴的寓所的起居室里，一枪让自己肝脑涂地的时候，同样也没有给人一个百分之百的答案。但我至少明白，他属于那种永远的孤独者，人群永远无法穿透那层将他围堵其中的墙。而巴黎就是一个孤独者的城市。 声明：《新民周刊》供新浪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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