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陆幸生(记者)

　　总有些忘记的东西堆在那里。

　　这是蔡琴的一句歌词，听过，但从未想过里面隐含着多少层意思。今日想起，便觉得这句话前后有些矛盾。“总有些”，跟随年龄而来的凡人俗事，跟随生命而来的幽思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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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总总的事情总是有些的。“忘记的东西”，忘记就是消散在时空中的飘逝，就是了无影踪，就是没了，怎么由于某个时下的原因，会突如其来栩栩如生地再现眼前？原来是没有忘记，只是逐日“厚重”起来的层层叠叠的人间浮尘，在遮蔽着那些事情和相关的人，以致“视线模糊”。“堆在那里”，这个“那里”是哪里？“那里”这个地方，路名、门牌，一概全无。我去过么？我肯定没有踏进过那个地方，但怎么说要去，瞬间就已经在“里面”了？

　　9月5日，打开文汇报，上面刊载的陆星儿病逝的消息，顿时让我惊呆在座椅上。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就有我一位中学同学打电话来，他从事电脑软件开发，陆星儿用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到他公司买的。同学说：怎么这么快“走”了，什么时候举行仪式，你知道了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参加的。接着而来的，是哈尔滨的长途电话。是原来兵团的同事，她嫁在哈市，就此落户，她语气急促：我们与陆星儿是一个农场的，“你们上海‘荒友’的花圈怎么送？我们的花圈怎么送？”我把上海作家协会的电话告诉了她，“先这样联络吧。”晚间，嫁在天津的大学一女同学打电话来，她也曾是“黑龙江荒友”，“我们要向陆星儿表示悼念”。

　　夜已深，我坐着，便发现“总有些忘记的东西堆在那里”。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后期，知识青年的“知识”特征不可遏制地开始展现出来，文艺会演、版画创作和文字写作成为显示这文化特征的突出代表。在当年的“文字群落”中，文字出众，名字好记，又是兵团女战士，陆星儿非常出名。对于命运的挣扎，对于生存的延续，我们当年纷繁的人生思绪，我们当年压抑的情感渴念，一切都还只能在“历史框架”之内，作着“勾勒”的游戏。只是，青春跃动，在无垠的黑色原野上，竖立着葱葱的白色桦林，夜间碧空如洗，群星璀璨，无私兼无邪的光芒，满天闪烁。陆星儿是其中耀眼的一颗。

　　1977年恢复高考，我来到哈尔滨上大学读书。在系里，大家发现，许多人彼此都是熟识的，就是兵团写字的“那一帮”。我们考在了哈尔滨的这帮兵团战友们，也有遗憾。对于上海知青而言，考得最好的，就是考上复旦大学回了上海的；对于北京知青而言，就是考回了北京的学校。而我们，不属于这两拨人。陆星儿是个例外，她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她考上好学校，但是没回家。

　　来到哈尔滨各个大学的兵团战士们，彼此串门。一天，一位已在哈读书的农场女同事，来学校“走动”。在大学的一条路口，我遇见了她，她这样介绍身边同来的那位女青年：这是陆星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陆星儿。现在，已全然记不起来她的当时模样，总之，衣着平平。那时对她的感觉也就是，又一个终于“脱离农业”有幸上学的女知青。站在上世纪1977年的时间节点上，所有能够考上大学的知识青年的强烈感觉是，即使从不相识，但是都不陌生，我们都终于站在了人生的转折点上。以前，过去了；以后，努力吧。

　　转眼毕业在即。已是1982年，我来到上海作家协会萌芽杂志社实习。陆星儿来杂志社，彼此再见，很自然地说起毕业去向，我说，我要回上海，当年“敲锣打鼓”贴红榜送人，今天我拿张大学的大红文凭回来，“红去红来”，也算对得起自己。此时已经是国内著名青年作家的陆星儿已下定决心，她要到北京去，因为“在上海读书毕业的丈夫，工作在北京”。

　　再度见面，是在时隔6年之后。1988年冬，中国百家大型期刊联合举行全国报告文学征文颁奖大会，作为得奖作者，我去北京领奖。陆星儿也是得奖作者，我与她在会上再见。住宿的宾馆，活跃着一群当年中国的慷慨之士，每每开怀畅饮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尚不罢休。热闹非凡，也都行色匆匆。要返沪了，陆星儿跟我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有轿车送到火车站的，一起坐车走吧。

　　那是班夜车。窗外夜色如磐，车轮铿锵。在车厢，陆星儿说起，因为离婚，她要回上海了。此乃私事，旁边的人是不能多话的。我当时想，陆星儿忍不住地说到这个，大概是因为她实在是“忍不住”了。后来，上海媒体如是报道陆星儿的回沪缘由：吸收外地优秀人才，参与上海文化建设；陆星儿是实施这样政策的第一人。陆星儿，这样一个对生活充满期待的好人，一个上海女儿的回家，却与某种“时下需要”发生了关联。读着这样的报道，从自己业务角度生发出的体会是，真实和表象如此天差地别，而又可以组合到天衣无缝。

　　后来，文学报举办一次笔会，上黄山和九华山。九华山上有肉身和尚的真身，又有80多岁高龄的女佛教徒司职抽签事宜。周围的人怂恿说，这九华山的签很灵验的。我们这群人纷纷伸手。我抽签的时候心中也是忐忑的，但那是一根“中平签”。我心足矣。也有一上海女作家，先是在殿外向四周苍山双手合十作祈祷状，然后再百般虔诚地进到殿内抽签。我对陆星儿说，你也去抽一根。一路说笑风生的陆星儿，脸色默然，她说：我是不会去抽的。我和另外一个男作家说，你进去，我们给你看门，不让别人进去，只有你自己晓得抽到的是什么，不就行了么。陆星儿非常决然地说：我不抽，就是抽到上上签，你还会相信么？

　　我记得，那次笔会的将近20个人中，不去抽签的人只有两个，陆星儿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谁，忘记了。

　　陆星儿分到房子了，在浦东。凑巧的是，我与她是隔条马路的邻居。她的装修很简单，她曾经很吃力又很自豪地说：“一百样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叫施工队，买材料，可以讲每根钉子都是我自己去买的。”她的家具要送来，那个时候的浦东，在人们心中还是比较冷僻的，住在那里的熟人也寥寥无几。陆星儿打电话跟我说，搬家具，上面下头的，我一个人两头看不过来，请别人老远的从浦西来，我也不好意思；你能不能来帮个忙。我说我一定来。那天是个下午，当我骑着自行车找到她的门牌号码，陆星儿已经在下边候着。送家具的车子到了，我在下边看着，让搬运工小心些，不要磕着碰着。陆星儿则在四楼房间里，具体指挥每件家具的摆放位置。

　　事情做好，我跟陆星儿说，这种“重生活”(重的劳力活)，就你一个人，怎么弄。记不清她是怎么搭话的了。不过，我说的是实话。

　　做好事是有回报的。中国女排的郎平要写一本自传，请陆星儿合作。郎平来到上海。一时间，全上海媒体都在“觅”郎平。那时我已到新民周刊，我便与陆星儿联系，要独家采访郎平，我多少有点“无赖”地说：我就寻你。陆星儿在电话里一个“格愣”也没有打，她说：我与郎平说定个时间，到辰光你来。郎平所住的宾馆，就在陆星儿家附近。郎平要午睡的，在陆星儿定下的时间，我与她在宾馆大堂碰头，随后去客房。采访大约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笑声不断。在谈话时，陆星儿说：郎平很有意思的，我们到附近“新雅大包”去吃包子，有人发现这是郎平，就走上来问，你是郎平？郎平“装模作样”地回答：谁是郎平？郎平在哪里？“老有劲噢！”

　　采访后，我跟陆星儿讲，郎平有英雄气。陆星儿回答：人家是谁？人家是郎平哎！采访稿件发表在周刊，题目是“郎平什么时候最动人”。那一天的采访日子是1999年6月23日。

　　两年多前，好像是在春节前后的日子，听说陆星儿住院了，“那个病很讨厌”。每到放长假，周刊总是忙乱的，要两期刊物一起做，人走不开。待到忙完，已经是除夕，在我的想法里，在俗世的节日里“探人说病”，总是不吉。节后一天中午，我到华山医院看望陆星儿。来到病房大楼，进得走廊，便见到作协的几位熟人在忙碌，随他们的眼神望去，便见到陆星儿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我本以为，陆星儿该是躺着的，但现在她站立着。有段日子不见，她有点消瘦，一副疲惫的模样。陆星儿看到我，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我赶忙上前，把花递过去。为了不让气氛显得太沉重，我故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是我第一次向女同胞献花。陆星儿也以“嘲讽”的口气接话：谁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

　　我觉得陆星儿是犹豫了一下，才接过了我送上的花束。随即，陪伴在一旁的王安忆，立即从陆星儿的手上拿过了那鲜花。王安忆说道，医生讲的，花粉对星儿的病“不好”，所以病房里的花也都拿走了。一个女性，生命到了花与她无缘，甚至到了花与她“为敌”的地步，那是多么让人潸然的日子。

　　病房里，果然一朵花也没有。王小鹰也在。在医院这样“漫天皆白”的场合，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说点什么也不合适。在表示了问候之后，我就坐在一边，听着王安忆和王小鹰与陆星儿“聊家常”，话题是为陆星儿做点吃的。结论是，做面条，而且要做得“非常软非常烂”。说话当中，有护士来，很是婉转地说到要用一种比较有特效的药，言语中似涉及到费用的事情，王安忆立即用非常干脆的语气说道：要用，费用的事情，请医院放心。

　　后来，听到陆星儿出院了。再后来，听到作为作家代表团成员，陆星儿还到俄罗斯去了。在报纸上，也再次看到她的文字，也有她儿子所画的“母子合影”。陆星儿的生命似又回到了轨道。听说，原先人们没有让陆星儿知道自己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不过我以为，已经跋山涉水走过了半个世纪的人，又是对于生命有着特殊敏锐感觉的作家，对于轰然出现在视线之中的一切，她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的底里是什么。又是一个后来了，说是陆星儿知道了自己的病。

　　最后一次见到陆星儿，是在黑龙江农场荒友的一次晚间聚餐上。约定的时间到了，我还在报社忙着。有电话打到手机上：陆星儿也来了。我匆忙中收拾完手中活计，坐出租车赶到饭店。这饭店就是前年我与陆星儿一起采访郎平的地方，选择在这里吃饭的缘由，就是因为离陆星儿的家近。比起一年多前在医院见到的她，她更瘦了些。很弱地坐在椅子里，脸上依旧是浅浅的笑容。我吃惊地发现，席间的满座朋友中，有位中年的陌生女士。介绍说，这是“为照顾陆星儿请的”。我向陆星儿问候，她用低低的声音作答。我感觉到她很吃力，便很自觉地停下对话。

　　聚餐的理由，是当年黑龙江的几位朋友们，还想“创新”做点什么事情。当时，我在心中多少有点责怪朋友们，你们还要做事，可把陆星儿这个最需要静养的病人，拉过来干什么。8点半，陌生的女同胞说，辰光到了，星儿要回去了。陆星儿被搀扶起来，她向大家低低地摆手告别。原来，这时候的陆星儿，遵照医嘱，生活作息均有钟点的规定。生命的活力，本在于“不太听话”，所有一切都被定点定位方能做点什么，我想，如是情景生命中恐只有两次：充满活力但暂时弱小的婴儿，及外貌依旧但躯体在衰竭、且已无力挽回这种衰竭的暮年。可这次聚餐时的陆星儿，才50岁刚出点头啊。

　　这是我与陆星儿的最后一面。

　　总有些忘记的东西堆在那里。

　　今夜，星儿已逝。2004年9月4日晚上的8点半钟，中央电视台在播放欢迎中国奥运健儿们的联欢晚会。世事如是，有辉煌，也有陨落。陆星儿也辉煌过的。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还有电话来，还是黑龙江兵团的将近30年前朋友们的问话，陆星儿的悼念仪式什么时候进行，他们要去的。他们中有的，与陆星儿从未见过面，只是因为曾经共同经历过“今夜有暴风雪”的艰辛时刻。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想念，不是想念暴风雪，而是想念在暴风雪中我们曾经共同享有过的青春，和记录了这些青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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