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家媒体”的“性别功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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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3日12:11 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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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特约记者 洛洛／报道 米拉是一个印度的农村小女孩。因为家里没有钱，米拉辍学了。米拉陪父亲去村里的商人那里赊账买稻种。商人让父 亲在账本上按手印的时候，米拉发现他把800卢比写成了1800卢比，于是让他重写。气急败坏的商人的最后一句台词是 ：“你女儿在学堂里学了太多把戏啦！”
这部名为《米拉能不能去上学》的短片，是TrishWilliams女士“性别平等与媒体倡导”工作坊第一次 培训的尾声。Williams女士希望让在场的媒体工作者了解，媒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塑造女性形象。 “道学家媒体” 在培训中，当Williams女士讲到“媒体监测”一节时，投影仪上的新闻标题让在场的媒体编辑们会心一笑： “婚姻危机、家庭重担、经济压力，一个中年男人的可悲爆发——杀妻”；而对于女性施加的暴力，媒体的标题却没有这份宽 容：“蛇蝎继母虐待男孩”。 上海某媒体编辑牛先生说，他在浏览国内新闻网站时，每每打开社会新闻板块，标题里充斥的“荡妇”“毒妇”之类 的字眼让他十分反感，“他们常常用过时的、封建道学的观点去看待与妇女和性别有关的事件，我觉得这是新闻界的悲哀。” 在培训中，许多人提到关于湖南被害女教师黄静报道中最常见的标题——“女教师裸死”。这次培训，有一位最特殊 的学员，就是黄静的母亲黄淑华女士。她安静地告诉大家，媒体在黄静案中有力地支持了她，但对“裸死”的渲染也伤害了她 。 “我们能够改变大多数吗？” “它给了我一个反省的机会！”广州某日报记者小谷回想课上的情形：“老师同学们都讨论得很热烈，惟有我们媒体 人一言不发——我们不敢做声！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吸引读者的语言套路，而无法颠覆它！我知道别人那样做不对，但如果换 成我，我也只能那样写。” 南方某著名杂志主笔某先生是这次培训为数不多的男性成员之一。他承认女权主义本身很有新闻价值，但他直言：“ 这样的培训很难影响媒体。因为中国媒体有它面对的更加真实的环境：政策的、投资方的，以及来自媒体领导层观念和受众水 平的约束。” “这一次培训让我们意识到媒体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但我们能够改变大多数吗？”他最后说。 兰女士来自广州某日报，她说：“尽管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是社会性别，但如果在工作中不保持敏感，仍然可能出现肤 浅的误读，甚至用贬低女性的语言来表达对女性的关注。” “体制的障碍并不存在” 蔡一平，是中国内地惟一以关注妇女与传媒关系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发起人之一。她认为，就 媒体性别意识的制度化而言，体制的障碍并不存在。 蔡一平告诉记者，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上，建立更多的传媒监测网络或“媒介观察”的 意见被写入了该次会议的《北京行动纲领》，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包括中国都签署这个文件作出了承诺。这对于中国政府， 是一个良性的压力，因此把对媒体性别意识的制度化监督纳入现在的媒体管理机制并非没有契机。 “所以，监测媒体性别意识，绝对意义上的制度障碍是不存在的。现在急需要做的是让更多的媒体人形成共识，一起 行动。最危险的想法是——环境不改变，我也没办法。” “性别角度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妇女主张权利，性别角度有助于你看到新闻背后的东西。譬如报道贫穷，为什么贫穷人 口女的多？现在有人报道艾滋病中的性别问题，就能提供给新的发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过：‘我根本不能想象，有什么问 题不是性别问题。’”蔡一平说。 资料 “性别平等和媒体倡导”系列培训活动，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和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组联合举办 。这个培训计划连续两年，第一次培训活动于今年9月18日在广州开始，持续两天，参加者包括来自广州各大高校的30名 教师、研究生和10名广州各大媒体新闻工作者。 培训以提高媒体工作者对社会性别的敏感度为目标。所谓提高性别敏感度，就是要认识“社会性别(GENDER) ”和生理性别(SEX)的不同：社会性别差异并非天生，而是由社会和文化造成的。由此出发，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尝试深入 认识社会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突破性别报道的男性中心话语模式。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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