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广告在北京交通大学征集女生日记 要求有隐私

　　张晓彤(化名)，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北交大)经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大三年级学生。这个平时在同学眼中“漂亮开朗、无忧无虑”的女生，最近却为一件事犯上了嘀咕。她说话的时候一直深锁着眉头：“从读高中以来，我就一直保留着记日记的好习惯。我已经完全把它当成了我知心的朋友，什么事情、什么感受都告诉它。到目前为止，我拥有足足五本厚厚的日记了，每当我看着它，都觉得很有满足感，它是我私人的天堂。但最近它让我苦恼，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拿它去换钱呢？”

　　事情的起因是张晓彤近日在校园内看到的一条广告。“从10月中旬开始，西直门地铁站出口到北交大西侧大门的这条路以及北交大中心的布告栏、食堂里出现了很多同样的小广告，内容奇特。”张晓彤告诉记者，内容的大意是这样的：高价征寻女大学生日记，结集成册。要求日记有隐私、有故事、有细节……日记一旦被采用，稿费从优……“广告下方还留下了个手机号码。虽然广告就写在一张普普通通的作业纸上，却让我动了心。”

　　女大学生：稿费从优很诱惑

　　北京交通大学，坐落在北京市西直门外，是铁道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北京交通大学的校内环境异常优美，有山有水，陆毅的成名作——电视剧《永不瞑目》就曾在此拍摄。由于紧挨着北京地铁中转站西直门的出口，学校周围的环境非常嘈杂。

　　张晓彤领着记者来到了她看到广告的地方，学校中心的布告栏，但这里张贴的广告纸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证明所言非虚，她和记者又来到了北交大西侧大门外的街道上。记者看到，在这里，虽然粘贴的广告也所剩不多，但内容果然正如张晓彤所说的那样，“高价收购”这4个字非常醒目，电话号码也清晰可辨。“这些小广告之前在学校非常轰动，引起了不少学生的注意，尤其是女学生的注意。当然，大家也是议论纷纷，女大学生日记也能出版吗？”一旁的张晓彤告诉记者，学校里当时的反应甚为激烈。

　　说着说着，她的脸突然红了起来，头也垂了下来。“我很想打电话，”她的声音有点低，“我并不是想把日记当商品卖了，只是广告中间谈到‘稿费从优’，我正好最近要去新东方报托福班，这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从小的文笔还不错，所以思考了几天后，我决定试试。”

　　这时，看广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从胸前的校徽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北交大的学生。当记者问及他们的感想时，一个看上去很阳光的男生笑了起来，“我可以假扮成女生写日记啊，只要不和出版商见面，反正我们班那么多女同学，问问呗。”他身边的女生却持不同的观点，“对方要隐私啊，如果最后出版的书里所暴露的隐私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那我们一定能猜出她是谁，那这个人多尴尬啊！”也有同学有这样的观点：“将日记商业化，泯灭了日记最初的功能，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再说，谁肯把自己的日记卖给出版社呀，女大学生哪儿来那么多的隐私和故事呀？他们纯粹就是在炒作……”还有一个男同学插进来说：“前一个星期就听说学校外面贴出了征寻女大学生日记的小广告，起初我还不相信。但是没到一个星期，我也亲眼看到了小广告，简直是铺天盖地。我在男生宿舍楼的墙上发现过，还在食堂门口看见过呢。真是想不通，为什么单单要女生的日记呢？我觉得这就是某些想挣钱的出版社想的‘怪招’。他们想利用女大学生作为招牌，无聊地进行渲染，通过丑化大学生来达到他们的商业目的……”

　　出版方：我们会把你的日记再加工

　　虽然这些同学七嘴八舌的议论大都持否定的态度，但并没有影响张晓彤要打电话的决心。在学校旁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张晓彤拨通了广告上的电话号码。由于有记者陪同，电话使用了免提的功能。起初电话都是一拨通就被挂掉，一直无人接听。但就在过了大概5分钟后，对方的电话打了过来，听口音是一个年纪大约20多岁的女性，还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

　　得知张晓彤的意图后，对方笑了起来：“广告还真是有效！对不起，我们刚刚在开策划会，所以挂掉了你的电话。今天已经有5个你们北交大的同学打电话给我了。”张晓彤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你们想要什么样的隐私？”对方出言非常谨慎，还在电话里诉起了苦：“还能有什么啊？我们出版社也没有办法，只能跟着社会热点做，大家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才会在学校附近贴广告的。不光是你们学校，北大、清华、人大的附近我们都贴了。我们要的就是你们女大学生平时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比如谈恋爱，女生宿舍楼里的故事等等啦。之前我们已经从一些大学生中征到了一些不错的日记，估计很快就要出版发行了。”张晓彤接着问：“可是如果我把日记给你了，这涉及到我的隐私还有我同学的事情，书出来后，大家一看不就知道是谁写的了？”对此，对方显得颇有把握：“这个问题每个人都非常关心，你们放心好了。第一，你们的名字肯定是化名。第二，我们的编辑是干什么用的？你们的日记只是被用作蓝本，我们当然会再加工，艺术作品都是允许再加工的呀。第三，我们肯定不会把情景放在北交大，会重新虚构一个学校。”该女士紧接着问张晓彤，“你有日记吗？有没有写好的日记？有的话我们可以再约，准备现写的话，等你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约吧。”张晓彤听后，把话题转到了她最关心的日记价格上。这时，对方有些闪烁其词，“当然是从优啦，我们要看稿子。采用的话就非常高，具体多少，万字600元左右吧，当然还有商量余地，到时候可以再说，关键我们现在要看到东西。”张晓彤接着追问对方是什么出版社的，对方有些急了。“我是哪个出版社不重要，关键的是我有这个诚意。”张晓彤不放心，继续追问，对方很不耐烦：“你不要老是问我是哪个出版社的，反正我们大家是寻求合作，之前的女生都没有你这么多事情。”不等张晓彤再问些什么，对方连张晓彤的联系方式都没有要就挂了线。

　　张晓彤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对方的手机一直处于占线状态，打不通。她有些沮丧地对记者说：“也不知道是哪家出版社，听她这种语气，估计合作的希望不大。”10月24日晚，张晓彤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今天一整天，对方索性关机。”

　　校方及专家：这种广告凸现祸心

　　10月23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处一位姓蒋的副主任。他表示：“学校里的一些老师也听说了这个广告的事情。虽然北交大地处繁华地段，各种各样的广告特别多，但征集女大学生日记的还真是头一次遇到。学校方面已经派人把这些广告给弄掉了，我不能对这种现象表什么态，但是我也是一个班级的辅导员。有学生曾对我提到过这样的事情，她们有的因此把自己的日记重新上了锁，还有的觉得不现实，日记里也没有什么隐私和故事，更没有所谓的细节，肯定不会将它出版。”

　　“说白了，这种高价征寻的目的，就是某些财迷心窍的出版商想开辟新的发财路子，利用女大学生作为招牌，以她们的生活为卖点，给社会上一些寻求感官刺激的人提供产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勋表示，这种高价征寻的女大学生日记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日记，一般女大学生的日记都是非常干净和单纯的，这并不是他们所要的。我觉得他们要的根本就是性方面的日记。张勋还指出，“高价也是有诱惑的。大学生经济还不能独立，往往优厚的报酬就成为了诱惑，就好像记者陪同打电话的张晓彤，因为要报英语辅导班，她决定要‘铤而走险’。如果一旦决定出卖，而她的日记又不吻合出版社的需求，那她也许就会去编造隐私、故事及细节。有些同学为了能够写出所谓的‘日记’，就会刻意地模仿、创造那种关于性的‘隐私、故事、细节’，这无疑是更让人担心的，这种‘高价征寻’的祸心就非常明显地出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高强也很赞同张勋的观点。“这种广告其实非常缺乏社会道德和社会公德。日记是非常私人的东西，写日记也是很多人的一种习惯。一般人不会把它曝光的，再说，女大学生并不都是作家，要她们的日记意图可想而知。打女大学生日记这个招牌，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他们理所当然地就会更期待书中一些更大胆、更彻底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公众都有窥私欲，而这种癖好是恶性的，恶性的动机就会导致恶性的结果。”高强还表达了自己的另一种担心，“虽然出版社答应并不会把作者的名字公布于众，但是如果真的是发表日记本身，虽说有编辑加以修改，但你经历的事身边的同学肯定有人知道，看了书后自然会知道日记的作者是谁。把隐私曝光在公众面前，遭受人们的指点，毕竟不是一件心理上容易接受的事情，会导致人心理变形、压抑甚至变态。”

　　“这种广告已经侵犯隐私权”

　　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选题策划部主任陈文雷向记者坦陈：“这个问题要分开看。现在的出版业竞争非常厉害，各家出版社都有自己出奇制胜的招数。如果这个广告的张贴者是因为没有选题和内容，想寻找灵感，这还可以理解。在这样一个包容性的社会中，毕竟人们对于精神食粮的需要已经非常多样化了。在图书出版业，选题很可能会枯竭或者遭遇雷同。这个出版社能想出到大学生中间去寻找灵感，还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他们知道学生这个群体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如果是简单地把日记商业化了，就是另一回事了，会起到一种破坏的作用。大学生写日记，本来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既可以倾诉内心，又是一种精神寄托。但以高价征寻女大学生日记，很大程度上会误导一些大学生记日记的动机，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

　　陈文雷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能回避的是，这样的广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身体写作。“其实这种点子并不算新了，尺度最大胆的是木子美，但最终的结果并不好，人们的争议很多。出版商可能会认为用女大学生的身体写作会更吸引人们的目光，阅读者将会越来越多，发行量大了，自然赚钱也就非常多了。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下的不明智举动，会干扰到大学生的正常判断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王恒生教授对记者透露：“作为人本身，都具有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想了解别人多一点，而另一方面又不想让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知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中对隐私权作了相关解释：揭露或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属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偷窥他人隐私，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和久远的人类的心态。一般说来，主要原因不外乎几类：一类是由于知道自己与别人不相同，在个体的差异下想‘偷窥’；另一类是由人性别上的差异带来的，因为对异性有好奇心，所以要偷窥；第三类，由于受到利益的驱动而刺探别人隐私的，这一种更具有社会性质，像拍明星的狗仔队就是属于这种；第四类，当事人法律与权利意识的缺失，他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好的，是侵权的。”王恒生也非常直白地分析：“贴广告的人，其实已经侵犯他人隐私了，是属于第四类。现在的人对于隐私，已经没有了真正地拥有且可以得到保护的权利。隐私被侵犯问题，是随时随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所谓的隐私问题不再是仅仅涉及到名人的，也是涉及到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当然，隐私是公民自己的权利，这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不让人知道的权利，二是公开权，即自己把隐私公开化。通过公开隐私而为自己赚得利益，这也是公民权利的一种体现，是法律赋予的。从这点来看，暴露或出卖自己的隐私是公民在法律赋予的权利下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并没有什么问题。法律要管的只是一些人在暴露自己隐私的同时，还连带把别人的隐私也全盘托出，而且没有征得别人的同意，这就超越了隐私公开的权利边界了。而女大学生日记公开势必要涉及到其他同学的隐私，比如在宿舍里的事情。如果出版社把这个公开，也就是促使别人侵犯隐私权。”

　　截至记者发稿前，张晓彤再次和记者取得了联系，她告诉记者，决定不出卖自己的日记了，“毕竟里面有其他人的事”。 特约记者　王曙飞　本报记者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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