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柔媚凄美的“女书”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7日17:06 新周报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妇女文字，是一种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它诞生和使用在湖南省江永县，字形奇特，用当地土语发音；它传女不传男，历代为女人专用。它出现已有数千年，却在近年才被发现和重视。女书引起了世界的震惊。然而，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苦思冥想，却仍难以完全破解此“天书”……

　　《新周报》记者吴采平

　　阳焕宜：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走了

　　9月20日，江永女书最后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走过了98个春秋，在家中无疾而终。

　　阳焕宜老人一生伴随着女书成长。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有著名的“女书传情七姊妹”，女书代表人物高银仙是七姊妹中的大姊。阳焕宜虽并未与高银仙结拜，但她们年轻时一块习女书3年，有着深厚的友情。上世纪90年代，结拜的七姊妹先后去世。此后，在“女书之乡”江永县，能认识、阅读、歌唱、创作女书作品的自然传人，就只剩下阳焕宜老人了。

　　在过去，这些文字都是老人们内心的秘密，女书记载的秘密都只在结拜姊妹中流传。男人无法了解这些文字的含义。而现在，老人的谢世，意味着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已面临绝传的境地。

　　阳焕宜出生于江永县上江圩镇阳家村，14岁时与高银仙等五人到兴福村义早早(人名)那儿学女书。当时学女书要交钱，每交四百文钱才能学会一张纸(一首女歌)，包括会唱会写。学了三年后，附近有嫁女的人家便来请阳焕宜去写一些女歌“三朝书”(放在抬盒里做嫁妆)。21岁时，她嫁到新宅村陈家，但婚后仅三个月，丈夫被毒蛇咬死。23岁时改嫁到河渊村何家，生了8个小孩，仅带大二子一女。因丈夫嗜赌使家贫如洗，她含辛茹苦将儿女拉扯大。后随儿子搬进铜山岭农场，这样，她与老姊妹相聚“唱纸唱扇”的机会越来越少。平日里没有人交流，她便自己写女书唱女书，自得其乐。

　　1991年，阳焕宜老人出席了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与季羡林、周有光、刘乃和等中国学术界泰斗同坐主席台上。1995年，她又被接到北京参加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会上她写女书，唱女书，女书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它独特的风采和魅力。

　　今年1月，《阳焕宜老人女书作品集》经清华大学抢救女书SRT小组整理，正式出版发行。因为她不懂方块汉字，不受汉字的干扰，所以她的女书作品成为人们了解女书原生态的重要渠道。

　　10月12日，记者前往阳焕宜老人生前生活的铜山岭农场采访。这里远离城市，四面环山，仅有一条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与外界连接。老人的房前有一个水塘，旁边是一片橘树林和竹林，四周宁静安谧，像一幅画卷。老人的邻居告诉记者，根据阳焕宜老人生前的遗愿，村民们将老人安葬在村后的山上。老人生前曾说过，她要看着年轻一辈将女书代代传承下去。

　　交流：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

　　“女书”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是性别。

　　随行的原江永县文化馆馆长周硕沂向记者介绍，目前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的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女书的使用和传承也很特殊，仅限于在妇女中流传，老传少，母传女，或由亲密的结拜姊妹教习。

　　与“女书”相伴相生的，是当地女性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据老人们的回忆和文献记载，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盛行结交“老同”(生辰同者或亲密女友间互相结拜)，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还有结拜仪式。当地妇女定期赶赴女神庙会请求神佑，并借此交流聚唱女书。而当地一年一度的“斗牛节”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儿节”，男人出门看斗牛，女人趁机聚集“读纸读扇”，送字传情。闺房女红也多邀友结伴，边做边唱交流技艺。在当地新娘出嫁的仪式上，姐妹们用女字书写“三朝书”作陪嫁贺礼，且当众宣读——这些，足以说明“女书”在当地妇女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女书记载的叙事作品就内容而言，并非女性所独创，但通过口头传承进入“女书”后，便成了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请出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帮助逢凶化吉。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

　　在漫长的“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里，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周硕沂先生解释说，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妇女缠小足，当地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封建社会汉族旧婚俗的繁缛礼俗，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又受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瑶族女尊男卑观念的影响，妇女婚后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怀孕生子后才正式在夫家居住。这一古老婚俗客观上使得当地新婚少妇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自由享受少女时光，与同村姑娘玩耍，唱习女红……独特的习俗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现象。

　　普美村：水上漂流的女儿国

　　从铜山岭农场阳焕宜老人生前居所出来，记者直奔普美村。

　　据介绍，女书流行的核心区域，是以江永县上江圩镇为中心，包括附近的铜山岭农场、黄甲岭乡、以及道县的田广垌等毗邻地区。随着女子出嫁，女书还被带到了邻近的广西钟山县。

　　而女书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是江永县上江圩镇的普美村——江永女书文化村。

　　随行的向导告诉记者，以前去普美村是没有桥的，全部靠小木筏和渔船摆渡。2002年，由于来女书村考察、参观的人多了，为了出行方便，江永县政府就修了一座木质斜拉吊桥，桥体很具有原始古朴风格。

　　普美村原名女书岛，全岛面积0.6平方公里，是湘江上游的一个生态绿岛，被外界称为“水上漂流的女儿国”。岛四周碧水翠竹，恬静清新。潇水河在上江圩处悠然分流，将女书岛轻轻环抱，与外界隔绝。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以耕作、捕鱼为生，与世无争。

　　踏上女书岛，心灵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仿佛回归到了世外桃源。进村的路只有一条，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岛上郁郁葱葱，人们怡然自得。

　　向导告诉记者，为了抢救女书，普美村的女子们都有一种危机感。村里重新办起了女书学堂，学堂不大，是由一个祠堂改建的，因而很简陋。后壁上贴着一些字画，那似篆非篆、纤细秀美的菱形符号就是目前正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女书。这种类似甲骨文的文字由点、竖、斜、弧几种笔画组成，字型多是斜体和菱形，行文由上而下、自右而左，没有标点符号，不分段落，一书到底。

　　学堂里唯一的老师是已故女书传人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已嫁到夏湾村的胡美月，每逢双休日，便放下家中的农活，从5公里远的婆家赶到普美村教“女书”，风雨无阻。不巧的是，记者未能赶在周末，未能听上一堂女书课。

　　问及开办女书学堂的初衷，胡美月很坦诚“就是要把女书传承下去。”胡美月告诉记者，七姊妹流传下来的女书作品，她都能认全。从2001年女书学堂开办以来，已经有近200名学生从学堂毕业，成为了新的女书传人。

　　女书学堂每期一年，不收学费，学生都是自愿来学习的。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哭嫁歌、三朝书、四字女经、节气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汉文女书译作、瑶族情歌、儿歌和旧社会妇女诉苦歌。

　　下午，记者几经打听，在村里找到了一位能唱女书的老人，她正挖完红薯挑着担子往家赶。老人叫义友珠，是从甘益村嫁到普美村的，今年快80岁了。义友珠老人告诉记者，她的女书都是从大姑、小姑那里学来的，她比“女书传情七姊妹” 要小近20岁，当时只要碰到一起就唱女书，在一起唱了30多年了，现在，她还能唱20多首。老人介绍，由于从小受苦没时间学，所以只会唱不会写，现在她每个星期双休日都到女书学堂学习写女字。应记者的要求，义友珠老人很高兴地唱起了女书。当那如诉如泣的吟唱声在耳畔响起时，尽管记者无法“破译”那生涩的土语唱词，但那千回百转的旋律却宛若天外之音，空灵而凄美。

　　缘起：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女书”何以独在湖南江永及其毗邻一带妇女中流传？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男子为何能容许妇女学习和使用自己不懂的文字？“女书”这种流传范围极狭窄的字符体系，为何能在漫长的历史中存活？对此，史志不载，方志不述，一直是学术界争论探讨的焦点。

　　湖南省江永县位于湘南，古为百越人居住繁衍之地，直到战国时期，湖南仍是百越民族集中分布的地方。

　　女书文字最早出现在太平天国公开发行的“雕母钱”上。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史载，太平军曾过江永北上。在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中，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说法。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序文也记载道：“一九四五年，何君晓南持猺文一纸，云是猺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

　　有学者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周硕沂老人认为，女书形成在部落联盟时代，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推测，女书很可能就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因为舜帝南巡时，死在九疑山今湖南宁远　，离女书中心不到100公里，其带来的部队与当地民族融合，但仍保留自己的文字。

　　也有学者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认定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孓遗和演变。关于女书的造字者，江永县也有很多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如女妃造字，盘巧造字，九斤姑娘造字等。

　　女书被以文字的形式记载是在1931年7月，在一本《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书中有关于女书的评述，但并未引起人们关注。

　　1979年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执笔编写的《江永县文物志》中有“蚊形字”一节，专题介绍了女书，并附了《女书之歌》，当地人才得知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文字。

　　1983年，“江永女书”被原中南民族学院教师宫哲兵发现并公诸于世，迅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2004年，江永女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女书：世界文化瑰宝

　　江永女书作为妇女的贴身、隐私物品，往往是人死书焚或随葬，所以至今无法找到流传三代以上或更早的作品，因而，对女书的研究困难重重。

　　学者们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女书”与日本、韩国某些文字现象也有可比性。如日本的“平假名”和韩国“谚文” ，其产生或发展均与女性有关。公元九世纪平安时代，日本把汉字叫作“真名、男手、男文字”，把平假名叫作“假名、女手、女文字”，这与江永一带人们称传统汉字为“男字”一样。韩国的“谚文”也曾被称作“雌文字”，其初创者虽不是女性，但也是靠女性的使用维持和发展起来的。三国妇女与文字的关系以及汉字文化圈里的一些共同文化现象，令人深思。

　　江永女书从一发现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江永女书不仅是人类唯一的性别文字，举世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还是一种流传至今的世界性古老文字，堪称世界文化瑰宝。它对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多种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江永女书本身的功能、文学性及艺术性蕴涵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这是江永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所具有的魅力。江永女书所具有的另一魅力即精神内涵所在，就是女性在传承、使用、发展女书文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尊、自强和创造精神及团结互助、达观的博大情怀，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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