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悲悯怀念苏珊-桑塔格

　　目光锐利的高个子有点不怒自威。但笑容可掬，语调亲切。今日的说法是她很“酷”。她是知识分子的明星，也是“星味”十足的知识分子。她的大胆敢言，令她成为美国过去三十年来最醒目的知识分子。

　　陈耀成／文

　　住在纽约，二○○一年的“9·１1”可以令你沉郁半载。但二○○四年却真正令人沮丧、愤懑。对许多受惊吓威胁的纽约客来说，副总统发国难财，小布什藉打击恐怖主义骑劫美国民主，更是切肤之痛。

　　圣诞之后，苏珊·桑塔格逝世的消息却仿佛是二○○四年对美国文化的最后一击。仿佛更多的是更多了一点什么，跟她去了。

　　初识“美国最聪明的女人”

　　“世界之始是美国，之末是威尼斯。”语出桑塔格的第四部电影(Unguided Tour)——根据她自己的一个同名短篇小说改编。是的，桑塔格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她的文章，我看到的吊文对她的电影绝少提及。这电影大概是我1987年到纽约不久之后看的——至今记忆犹新。片末是一系列受多个世纪风霜蹂躏的威尼斯老城内的石狮像——从一个游客的照相机的角度拍摄——我们听到快门的“嗒嗒”声，形成一组很有震撼力的蒙太奇。

　　桑塔格当时也在场，读她的小说，介绍电影。放映之后，我跟她闲聊了几句，告诉她我曾翻译过她的文章《迷人的法西斯》(在香港的《电影双周》及台湾两度复刊又停刊的《文星》刊登)。她立刻把她的电话号码写下给我，愿意“碰面聊聊”。

　　我当时没有太大的与她打交道的意欲，只想静静地生活念书。而岁月匆匆，仿佛知道她在纽约就很好了。

　　记得某次看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的《阿普三部曲》，见到她在排队。在城市演艺中心见到她看日本现代舞团“山海塾”。在大都会歌剧院看到她看塔可夫斯基制作的苏联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在唐人街的银宫饭店见到她吃点心。当然，在纽约碰到文化闻人并不困难，见到伍迪·艾伦将要过马路，小说家菲利普·罗思在小餐厅食膳，坐地铁内瞄到黑人女高音杰西·诺曼是这大都会市景的点缀，但桑塔格是夜市文化生活的冠上明珠，因为她的广泛的兴趣、深湛的学养。她仿佛令你多了解一点，什么是愉悦地“阅读这世界”。

　　额前一绺白发，往往身着玄衣。目光锐利的高个子有点不怒自威。但笑容可掬，语调亲切。今日的说法是她很“酷”。她是知识分子的明星，也是“星味”十足的知识分子。她的大胆敢言，令她成为美国过去三十年来最醒目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有看不顺眼的形容她是哗众(publicity)知识分子。

　　桑塔格的一生自然不乏令人哗然的言论。例如：

　　一九六七年，她于《河内之行》—文内形容“白人是人类史上的癌症”，并指斥美国是基于一场“灭(印第安)族暴行上的建国”。

　　一九九九年，她一反知识分子都是和平主义者的固有姿态，在《纽约时报》撰文声援克林顿军事介入波斯尼亚，以克制塞尔维亚，解救围城三年的萨拉热窝。当时反对美国军事行动的不只是欧洲的知识分子，还包括美国的左翼，例如纪录片导演迈克尔·穆尔。但桑塔格视这次美军战略为一场正义之战。写作此文之际，听闻萨拉热窝宣布将一条街道命名为“苏珊·桑塔格”，并于她昔日在危城之中搬演《等待戈多》的剧院内设立纪念碑。我不禁心下怃然。

　　二○○一年中，她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奖，在圣城内向一室的以色列权贵宣称：“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的土地，并尽快拆掉移居点和撤走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不会有和平。”不少在座者拂袖离席。

　　同年九月，“9·１1”事件后一星期，美国仍是举国泫然之际，她在《纽约客》杂志撰文，反驳劫机撞楼的恐怖分子为懦夫之说，并力陈该事件是美国自诩为超级强国于外交结盟(指支持以色列)立场带来的恶果。

　　桑塔格从不以“今是昨非”为忤。她后来认为把癌症与白人相比是错用了譬喻，是对不起癌症病人。她也不后悔支持美国出兵巴尔干半岛，但惋惜死伤的平民太多。一九八○年代，她在一部纪录片中批评古巴对同性恋者的压迫。《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是古巴强人卡斯特罗的挚交，而桑塔格不只一次公开指责马尔克斯。

　　重温桑塔格过去三十年的大小斗争可以令人雀跃。她自己也大概享受这“人权女侠”的形象，然而她不止一次声言她在人权方面的努力是出于她身为“世界公民”，而不是出于其作家身分。但没有她的才情、没有“美国最聪明的女人”这一称号，没有她慑人的仪表，也许她对美国文化的冲击不致有这种前无古人的感觉。

　　加州第一个不收赡养费的

　　离婚女人

　　我景仰她，并庆幸自己从不因为她是文化名流才开始阅读她。二十年前，我在读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见到桑塔格的处女作《恩人》书背引述了阿伦特的推荐，就顺手买下，津津有味地读完这篇小说。之后迅即接触到她影响更为深远(但不一定优于她的小说)的文章。

　　一九三三年出生的桑塔格，父亲是客居天津的皮草商，在桑塔格六岁时患肺癌病逝。她童年的家摆满了仿古的中式摆设及小玩意。她也很早便学会了使用筷子，又在后园挖洞“要通往中国”。这些中国印象都凝聚在她最佳的短篇小说之一《中国之旅》(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内，而与她在中国大陆“文革”末期正式的中国之旅并无多大关系。那次中国之旅仿佛不曾提供她更多的写作素材。

　　桑塔格从小是蛀书虫。她母亲曾说，要是女儿总是不顾日夜地看书的话，她就不再嫁。桑塔格生父姓氏是罗森布赖特，桑塔格是她继父的姓。但有人说，苏珊·桑塔格这样一个抑扬顿挫的响亮名字，就是公关公司也想不出来。

　　她是女神童，十五岁中学毕业，十八岁大学毕业。但她也相信自修，也曾经有过自学者的感叹，例如她某次提起，上大学后才知道把普鲁斯特的名字念错了。她十七岁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与社会学教授菲力普·怀夫相识十日后闪电结婚。八年之后，她毅然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子大卫·怀夫、两个衣箱、口袋中的七十块钱，去了纽约，从此卖文为生。律师告诉她，她是加州第一个不收赡养费的离婚女人。

　　一九六四年她于《党派评论》刊出《关于“坎普”的笔记》(Notes on Camp)：“Camp是什么……重点不在美，而在人工化的程度、风格的夸张……Camp软化道德观，主张玩世不恭。”此文一出，令桑塔格一夜之间成为文坛彗星。她甚至被视为提倡“愈烂愈过瘾”的“审美观”，废除通俗与高级艺术的界限。当然该文本来是桑塔格对古板的象牙塔学究的挑战。岂料三十年后，消费文化铺天盖地，市场与潮流崇拜令深刻的艺术标准几无立锥之地！桑塔格又再修正她的看法！

　　《关于“坎普”的笔记》收录于她早已成为院校经典的文集《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然而三十年后，她为该书的西班牙文版写了一个新序，序中甚至声言尼采预言的“虚无主义”终于抵达现世。她不只一次问：谁想到有一天要捍卫“严肃”？

　　桑塔格一直收入平平。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因为她的资历(她有文学、哲学两个硕士学位，却无博士学位)而难获长期聘书，令她对学院一直厌恶。她曾说：“一代最好的心智都被学院摧毁了。”一九七四年她患上癌症，甚至需要作家协会设立基金助她治病。病愈之后，她写的《疾病的隐喻》可以说是她最具“教化”功效的作品。书内她点破疾病所遭受的美化、丑化、神化。人应无愧无羞地治病竟是宛如当头棒喝的讯息。

　　桑塔格是近世少数的自由知识分子。她之前的著名例子包括十九世纪末的尼采，二次大战期间的本雅明。他们都一生潦倒，也许桑塔格最心仪的是为理想殉道的法国女作家西蒙娜·薇依——薇依甚至曾去工厂打工以认同无产阶级！

　　明星光彩下，桑塔格其实对舒泰优渥的生活心存很深的怀疑。这才能解释她为何可以在枪林弹雨、无电无水的萨拉热窝城住了差不多两年。直到一九九○年，她出版了她一生惟一的一本畅销小说《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后，才终于买下自己的物业。

　　再见桑塔格

　　二○○○年，在她位于曼哈顿Chelsea的阁楼(里面有她四国语言的藏书十五万本！)，我花了几个小时和她进行访谈。

　　那时王德威兄闻得我对桑塔格作品还颇熟悉，遂生在台湾出版一本她的选集之想。终于，在JOYCE剧院大堂内，我再次向她自我介绍——想不到已是初识十三年之后。她爽快地给我她的电话，她也已雇用了助理。七月份的一个暑天我们见了面，那时她的新小说《在美国》(In America)刚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她送了特制的镶皮精装版给我。(两天前，我翻望著书内的签名题字，不免生出惆怅！)此后，我为她编译的《苏珊·桑塔格文选》及《旁观他人之痛苦》都是中文特有的版本。

　　四年来，大家都事忙，是师徒之间有距离的交往吧！她通知了我去听她两个座谈会。其中一次与名翻译家、法国人里查德·霍华德对谈。有一次，我在天津买到一本租界时期的老明信片集寄给她，好让她遐想父亲生活过的时空。好久之后，收到她的致谢电邮。

　　窄小的纽约文化圈，又竟然有些大家都认识的朋友，例如前卫钢琴家陈灵。陈灵擅长演绎前卫大师约翰·凯奇，某次与桑塔格一起为名画家贾斯珀·约翰斯的基金筹款。我认识陈灵多年，常为她拍些音乐录像，三年前卡内基音乐厅为她举办一个凯吉音乐会，我自然捧场。那晚发现桑塔格也到了，像小女孩般蹲在地上与耄耋蹒跚、坐在路旁椅上的现代舞名宿康宁汉正聊得起劲。桑塔格很早就声援过凯吉的前卫艺术观，以及他与康宁汉的具有新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演奏会后，桑塔格与我都到台上向陈灵恭贺，自然寒暄几句。

　　但过去四年多实在音讯稀罕。一个原因是我早把她的遗作《旁观他人之痛苦》译出，但原定的出版社关门了，译稿流到麦田出版社，延搁了一年。我自己也怀疑是否会胎死腹中。直到麦田再与我联络，我才再与桑塔格联系。岂料就听闻了她第三度患癌的消息。(于是是在病榻上，她授权我补译她最后发表的文章——谈虐囚事件的《旁观他人受刑求》，加进《旁观他人之痛苦》一书内。)

　　明知她已是年逾知命，又是五年内复发的癌(现在知悉这次血癌竟然是因为一九九九年她患子宫癌时施化疗触发)，通常凶多吉少。我大概还是希望她能再击倒病魔，再多写一两本好书。去年十二月初，麦田寄来两本《旁观他人之痛苦》。圣诞前数天，我寄了一本给她。包裹内附了张慰问卡，告诉她书在台湾被列为《联合报》读书人最佳图书奖。希望能与她“继续合作，把她的作品介绍给更多的华文读者”。并祝她二○○五年更好！

　　我事后觉得是一语成谶，她活不过二○○四年。差不多一周之后了，我仍没有勇气致电她的助理，问苏珊死前是否见到这个圣诞邮包。

　　又其实我下意识中亦可能已察觉到她正在弥留之际，因而反复读着桑塔格为维克托·塞尔日的小说《图拉耶夫同志血案》(The Case of Comrade Tulayev)而写的序。因了桑塔格力捧，塞尔日的这本小说才能于埋没半个世纪之后，于二○○四年终以英译本重见天日。塞尔日生于比利时，返回俄国搞十月革命，曾支持托洛茨基，但后来又跟他闹翻，曾于不同国家坐牢十年，最后在墨西哥郁郁猝毙。他健笔多产，是个于文化夹缝中以法语写作的俄国作家。这位政治背景复杂、生不逢时，但最先于小说中披露苏俄古拉格群岛集中营的英勇作家，挑起了桑塔格最激切的文笔，描摹出她心目中文化、道德、文学的典范。这大概是她最后的一篇文评，其末段如下：

　　“‘我想把月亮吹熄！’在皮利尼亚克的短篇《灭月记》中的一个小女孩如是说。皮利尼亚克(塞尔日的同代父友)纵使向斯大林的政策屈膝，仍难逃惨遭枪毙之劫。在这酷苛的凶暴与不义的世代，仿佛大自然也要陪同呻吟……然而月亮是不会被泯灭的，如同诗人与小说家不灭的、拯救我们的漠然，宽宏的视野——它并不把政治理解或真相更形显彰而已，它其实告诉我们超越政治的，甚至超越历史的，还有更多的……勇气、漠然、感官之愉悦、悲悯，悲悯四方之内的芸芸众生，不灭的悲悯。”

　　不灭的悲悯是桑塔格通过艺术、政治、人生不竭的追寻。且让这智慧与力量伴随我们走下去，面向海啸天崩的不可知的苍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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