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翻译家查良铮

　　最先崇拜的是翻译家查良铮，后来知道他写诗的笔名是穆旦。五十年代的大陆少年，如我那样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集》。查良铮这个名字，也沾上了罗曼蒂克的气息。

　　后来，我被发配到极端不浪漫的安徽淮河边军垦农场。积雪堆满田野的冬日，整日枯坐批判。恍忽走神时，想起雪橇滑过俄罗斯的旷原雪景，那是痴情的奥涅金，急如星火地 奔向塔吉亚娜，而原野是那么广袤无边。

　　数九寒天，去霍邱县城挑东西。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我马上向他问起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邻居！我赶紧问其人风神如何飘逸。那人说，“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脚走路，不抬头看人。以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他突然点破了我的一个预感。记得1957到1958年读到一些诗人们的文章，说穆旦居然写出如此句子“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实在是荒谬绝伦，说明资产阶级文学真是不可救药。

　　但是这句诗魔咒似地抓住我，像古人的名句，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开始钻研现代文论，这句诗帮助我体味现代批评家所谓的“张力”，所谓“非同质”。我才明白：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最高水平。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就读，得以师从袁可嘉、陈敬容、辛笛、曹幸之、郑敏等诗人，眼看着“被时代埋葬”几十年的《九叶》，重新发芽露出地面，忽然冒成冲天大树。而所有这些诗人前辈，都奉穆旦为第一人，都惋惜穆旦刚从文革熬出头，1977年初春，他才五十九岁，就匆匆辞世。当时听了不少关于穆旦的事，可惜那时没有记录下来。

　　幸好，巫宁坤教授近日来英，给了我绝佳机会。他们是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的同学，过从甚密。他给我说了不少穆旦的旧事。

　　1935年，穆旦十七岁，进入清华外文系。早年诗作，颇有雪莱式浪漫色彩。1942年，二十四岁的穆旦写出情诗组《诗八章》，出现了特有的穆旦风格，中国又有了一个成熟的现代诗人。中国现代情诗，一向是很浪漫的，到穆旦才真正变成“非个人化”的现代诗。

　　同年，缅甸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五岁的穆旦，以翻译人才应募。经历了缅甸丛林战最艰苦的战斗。整个战役失败后，作为殿后，留守野人山。此后残军退往印度。穆旦九死一生的经历，后来写成长诗《森林之魁》。

　　1949年9月，穆旦自费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一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当时在美的所有中国学生，全都取得了奖学金。但是钱没有留住人心。1952年，穆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

　　穆旦应聘到南开后，立即进入一个新天地。影响整整几代人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初版于1954年，短短几年内，连续出版《普希金抒情诗续集》，拜伦、布莱克、济慈、雪莱的诗集，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查良铮这个名字，一时名震读书界。

　　好景不长。1955年，就开始翻出“国民党远征军翻译官”罪名，穆旦成为肃反审查对象。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上法庭，被判“管制三年”。1962年“宽大”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此时他开始私下翻译拜伦二万行的长诗《唐璜》。

　　穆旦的厄运还没有到底。1968年“清队”，被“扫地出门”，赶到农村，直到1972年才得以回到天津，依旧是一个缩在图书馆的糟老头。我想这就是那位南开朋友见到的形象。谁也不知道每天晚上，他继续在磨研他的《唐璜》译稿。拜伦用了一生的最后五年时间写这首长诗，但是他一边还在偷情和恋爱，办煽动杂志，参与异国革命。他绝不可能想到，一百五十年后，会有一个中国诗人，十年如一日，精心转达他潇洒而旷达的诗行。

　　1981年，《唐璜》终于出版时，穆旦已经去世四年，他的骨灰终于有机会安葬，在骨灰旁放着一本刚出版的中文《唐璜》。穆旦晚年的诗《自嘲》，有句云：“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赵毅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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