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雨亭
由于贯于颠覆传统美学观念与艺术秩序，王小帅与第六代导演们一道被烙上“非主流”印记。他具有张元、贾樟柯、娄烨等为代表的第六代共同的符号特征，在追求个性化自我的同时，充当着社会的先锋角色。可能正因如此，不管是政治还是商业身份，他们都未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况且每一部作品都始终身处“禁”与“解”的命运之中。
在北京望京的一间咖啡馆里，我们见到了刚从泰国回来的王小帅，老样子，衣着随便，胡子拉碴，神情看上去很疲惫，声若游丝，落座之后首先便向咖啡厅服务员借打火机，似乎只有抽烟才能让他有精神说话。
王小帅说，新片《青红》自今年1月中旬在贵阳关机后，就进入了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他此次去泰国主要是为《青红》调光冲印。若后期能按照计划完成，那就将在3月27日送审国家电影局，要运气再好点，顺利地通过审查，那么4月初就把样片送至戛纳电影节，角逐金棕榈。毕竟，这是他“解禁”后的第一部作品。2004年，他是中国的第二号“解禁”导演。算起来，这离他拍摄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快12年了。
由一个相对自由的独立创作环境，重新回归到体制内，王小帅学会了用“放弃”换取自己拍电影的机会。“因为我预感到自己并没有那种超人的能量，不是那种做什么都能瞬间成功的人，如果我转向，要在新行业做好，肯定又是一段漫长的道路。”从王小帅的回答中可以嗅到某种无奈，可能基于各种权衡之后，他发觉自己的最爱仍然是电影，起码暂时还无法达到快刀斩乱麻、勇敢割舍的地步。
探究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状态
王小帅很多的电影作品里，很难看到他作为一个导演的态度和立场，起码这种是与非、善与恶的意图不明显，这也可能是令审查者们头疼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小帅说，他很喜欢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因为他的作品大而无形，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每个人都好不好坏不坏，因为生活讲不清楚，没有那么简单的谁好谁坏。”。对于电影中的立场问题，他始终保持一种极为暧昧的态度。这种格调，甚至在《青红》中更为严重。当记者问这与否与他的经历有关时，他说“很有关系”。
上世纪60年代，王小帅父母为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由上海下放到了条件艰苦的贵州。《青红》恰好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题材。当时，很多上海知青到了贵阳，一呆就是20年。直到80年代，不少身处贵阳的“上海人”都已经有了家庭，他们面临的是全家迁回上海还是留在当地的两难选择，而青红正是这种两难下的悲剧人物。青红是一个技校毕业的女孩子，已与当地的一个男孩小根恋爱了，家人坚决反对这种没有结局的恋爱。最后，全家决定要回上海，青红与小根在告别时发生了关系。家里人知道后，以强奸犯把小根给告了。青红受到刺激，自杀未果之后精神开始不正常。故事结尾，青红一家人回到了上海，小根则被当成强奸犯枪决了。
“相比较立场而言，我更注重对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状态进行探究。”王小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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