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桢：航运巨子的度世情怀

　　胡思升 发自美国

　　美国纽约上州的普特南郡肯特镇，有块方圆468英亩的林地。林地中央，湖光水色之旁，有座肃穆宁静的建筑，那就是美国东部地区最大的佛寺，建造费用逾1.27亿美元，设计者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这座寺院，出于美籍华裔人士、现年92岁高龄的沈家桢居士对美国的奉献。它的落成，使佛教在美国有了重要的传播中心。沈家桢对笔者说：“我曾是航运事业家，但我始终领悟到，如果能在美国人中间传播佛教，使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达到新境界，影响力要比做航运大得多。”

　　笔者读其书，访其人，观其行止，对这位把一切奉献给庄严世界，而自己过着淡泊生活的昔日航运巨子，深感敬仰。

　　移民美国，从头做起

　　沈家桢全家是1952年6月6日从伦敦坐轮船越过大西洋到达纽约的。这年他已39岁，。他和妻儿挤在普通公寓里，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他一度研制新开发与冰淇淋生产相关的小机器和新配方，希望以此谋生。

　　不久，一个信息改变了他的谋生道路。两个美国人转弯抹角找到他与一个友人，要求合作一项大生意，这就是：土耳其政府准备在美国购买一批货轮，采购预算2000万美元。对方开门见山地说生意难度很大：“土耳其人很想买船，但支付能力很低，只愿分10年付款。也想贷款，但美国银行不相信土耳其会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

　　怎么做？两个美国人拿出方案：“4个人每人拿1万美元组建股份有限公司。”而沈建议每人只出500美元来注册这个新公司，因为“这笔生意本来就是以小博大，必须全部靠智慧完成”。沈家桢谋略从此起步。

　　那边厢，土耳其代表团为买船，在全世界到处碰钉子，一筹莫展。听说有一家美国财务公司愿意承担供船业务，立即要求洽谈。纽约的商场是讲排场的，而刚成立的“大西洋信贷公司”只有个小办公室，寒酸得很，沈便想起了怀特律师和他所在的美国凯德沃德大律师事务所。

　　沈对怀特说：“土耳其人答应，如果事情办成，拿出船价的0.5%作为佣金，大约是8～10万美元。如果签下合约，佣金归你方，我们分文不要。如何？”怀特答应了。

　　沈家桢借用大律师办公室的气派和怀特律师的美国背景，与土耳其代表团谈判，在氛围和信任度上已占了上风。沈向土耳其人提两点建议：一是把10年分期付款改为7年，以便贷款方易于接受；二是把全部购买新船改为新旧船搭配采购。他解释说：“旧船价格便宜，也容易到手，很快投入地中海营运，等到大型新船在两三年后交付使用时，你们正好用旧船赚来的钱付新船贷款。还有，如果新旧结合，还可把购船款从2000万美元降为1400万美元，为土耳其节省600万美元。”

　　谈判成功，起草文件，但怀特律师还觉不踏实，问：“你要向他们交付总吨位6.8万吨的一批货船，你们是小公司，没资本，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了吗？”

　　沈家桢平静地回答：“你的担心当然有道理。我反复考虑，想让美国银行贷款给我们买船，没门。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旧船的船东和造船厂给我们垫钱。土耳其人已经同意分7年付款，我们要说服船厂分7年收款，实际上是我们垫款7年。据我了解，日本三菱船厂目前缺少订单，我们的条件他们可能接受。”

　　精明的怀特又问：“佣金给我，那你们公司赚什么钱呢？”

　　“第一笔生意，我们赚利息的差额。供船方既然是长期垫款，一定会向我们收取利息。土耳其人同意年利7%，因此，如果能够说服供船方按5%收息，这2%的差额，30～40万美元，就是我们这个小公司的第一笔大收入。”

　　怀特律师佩服不已。而这笔生意为沈家桢涉足美国航运业打开了大门。

　　峰回路转，登上高峰

　　1955年初春，怀特约他的教师凯斯共进晚餐。凯斯在1953年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离任后转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餐桌上，怀特向凯斯推荐他眼中的经营奇才沈家桢，并建议合开航运公司。不久他们又约请一友人入伙，这便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安德森。

　　特利尼提航运公司成立了，怀特任董事长兼总裁，沈家桢任副总裁。

　　首次董事会上，凯斯、安德森有意让沈家桢谈谈他对公司经营策略的看法。沈家桢当仁不让：“公司初创，财力、人力都不足，不宜承接看来有利的零星业务，而是要集中力量找到大客户，例如大石油公司，全力为它服务，将船租给它们，租金不要过高，能偿付本息后略有盈余即可。若干年，租期届满，我们也本息还清了。此后提高租金，利润就大了。”

　　凯斯提问：“购买油轮款项怎样解决？”

　　“分三步走。第一步，先与大石油公司达成租船给他们的合同。第二步，凭此合同向银行贷款。第三步，向造船厂订货，分7年付款，利息应低于银行利息。”

　　大家十分认同。

　　第一步是凯斯完成的。他利用他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的良好关系，为特利尼提公司拿到了一个为期15年的合约，租给海湾石油公司3艘42万吨的油轮，15年后油轮归还特利尼提公司。第一步成功之后，沈家桢凭租约向银行贷款，银行一见大石油公司租约，马上同意贷款。第三步是安德森先生介绍一家瑞典造船厂，以较低价格和利息承建3艘42万吨的油轮。一年后，3艘巨型油轮全部下水，航行于波斯湾与美国之间的广阔水域。海湾石油公司每月向特利尼提公司支付一笔租金，此笔款项减去向瑞典船厂分期支付的货款和向银行支付的本息，尚有可观盈余。

　　沈家桢的三步设想，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这时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力邀安德森出任财政部长，而美国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担任私营公司股东，由此，安德森不得不离去。怀特和凯斯看到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尔逊刚离任，马上邀这位大员入股。威尔逊入股后，公司改名为奥斯维哥公司。公司兼并了在美国航运界很有地位的美国海运船务公司MTL，兼并后航运集团仍称为MTL，沈家桢仍任副总裁。MTL麾下的远洋货轮，到1964年底，增加到60艘，成为美国航运界耀眼的巨星。

　　至此，沈家桢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航运巨子，名声大噪。

　　大显身手五大湖

　　从宏观看大局，是沈家桢才干的可贵之处。

　　1964年，沈家桢在MTL董事会上提议公司介入北美五大湖航运业务。五大湖总面积24.4万多平方公里。如果把英国填进五大湖，还能空出300多平方公里。

　　这年年底，MTL集团购进了拥有22艘货轮的美国轮船公司，从而MTL旗下的货轮达到83艘，并开始打进五大湖航运业务。

　　似乎一帆风顺，可突然，怀特因脑溢血去世，才58岁。此事对沈家桢心理打击颇大。他深切感到，世上一切，包括荣华富贵，金银钱财，无法永久留存，于是从内心深处萌发了“见好就收”的念头。沈就此与时任美国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凯斯交换了看法。凯斯说 ：“CT(沈家桢英文名的缩写)，我虽然是董事长，实际上管不了多少事，身体也不好，请你多费心吧！”

　　沈家桢的回答是经过思量的：“我今年57岁了，还得干5年。假定5年之后一切顺利，把美国轮船公司卖了，你我彻底清闲了。”凯斯笑说：“别人是为争取更多业绩去努力，你却是为了把公司顺利卖掉而努力。也算是奇事一桩。”

　　不久，凯斯也去世了。沈家桢以美国轮船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的身份进入了五大湖。那时，五大湖船队，加拿大为首，美国居次，竞争激烈。外部环境如此严峻，内部状况也不美妙。一是工会经常罢工；二是税收负担太重；三是船员工资高；四是没有外国公司享有的政府补贴。再加船龄老和货轮吨位小。

　　沈家桢一番调查，决策是：如果要生存，必须重建一支现代化的船队。沈家桢设想：拥有3000万吨运输量的20艘(每艘长680英尺)先进的自动卸货轮，因为五大湖的大宗货物是煤、石灰石等。那么，需要多少投资呢？2.8亿美元(1970年票值)！

　　沈家桢想出了向美国政府贷款的主意，因为美国航运业可能被赶出五大湖的议论震动了美国国会，议员们通过立法，把五大湖列为美国第四海岸(太平洋、大西洋、墨西哥湾为第一、第二、第三海岸)，又决定把五大湖航运纳入国家扶持的轨道。但是，新法律一颁布，要求政府担保支持的航运公司有几十家，政府只能拿出4亿美元。大饼怎么分，分给谁呢？

　　沈家桢兵分两路，去争夺这块人人觊觎的大饼。

　　一是与公司的董事兼律师共同起草向美国政府递交的申请贷款的文件，力陈理由，以博取政府青睐。

　　二是改善公司内部的经营水平，更新船只，提高年利润。1971年初，沈家桢在董事会上提出购买2艘新船，并富有人情味地建议分别以威尔逊号和凯斯号命名，来怀念这两位元老。

　　沈家桢要求花旗银行在美国政府担保下发放贷款，为此，他亲自带着律师到首都华盛顿拜访商业部部长和高级官员，陈述利害，终于获得认可。这是五大湖航运史上第一笔由联邦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

　　首战告捷。沈家桢马上回马转向公司内部，特别拜访了工会领导人，恳切请求工会派人参与新船设计。工会作用非同小可。在沈家桢担任美国轮船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的10年期间，船员们没有举行过罢工，反而促使生产率提高，航运成本降低，利润上升。

　　利润突破的消息刚传开，美国通用运输公司董事长汤普逊就向沈家桢道贺，并从芝加哥赶来会见沈家桢。

　　这里需要回溯一件事。沈家桢要出售MTL航运集团的主意已定，但屡经谈判，只有财大气粗的通用运输公司提出实质方案，汤普逊表示愿以5500万美元加30万股该公司股票购买MTL集团旗下的所有公司，但不包括美国轮船公司，理由是这家公司盈利不理想，如果一旦年盈利超过400万美元，就可以买下。正因为盈利已经突破，沈家桢和汤普逊一拍即合，MTL航运集团与通用运输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盛大的签字仪式上，有3位与航运毫无瓜葛的贵宾出席，引人注目。一位是身穿袈裟的乐渡法师，代表美国佛教协会；一位是徐承福先生，代表华美协进社；另一位是汤姆莫鲁，代表世界宗教研究院。奥妙终于透露，原来沈家桢宣布将他所得的部分股票，价值185万美元，捐赠给上述3个团体。

　　MTL的股权已经出售，但沈家桢作为美国轮船公司执行长的职位没有动，因为通用公司收购美国轮船公司的先决条件就是沈家桢必须留任，并再干5年。

　　允诺的事一定全力以赴，这就是沈家桢。他继续扩充美国轮船公司实力，一艘又一艘巨型先进自动卸货轮不断加入船队。

　　西煤东运，一大手笔

　　五大湖的湖光山色固然诱人，作为视野宽阔的企业家，沈家桢经常思考本不属于他思考的课题：美国资源的使用不合理。

　　美国是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的国家。100多年来，美国的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就是靠东部煤养大的。实际上，美国西部也有大产煤区，只是由于运输成本高和转运环节多，质高价廉的西煤无法到东部市场竞争。

　　沈家桢“业余”设计出美国西煤东运的一整套方案，为美国资源的合理调配，为东西部的能源、航运和经济发展，写下了美国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篇章。

　　“要言不烦”，“西煤东运”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把西煤大量运到五大湖周围的八个州，供电力、钢铁、化学工业使用。这一步，需要西煤每年东运200万吨。这个数字，意味着可减少进口7500万桶石油，为美国节约至少10亿美元。第二步，是在东部的水牛城建立西煤转运中心，把煤在这里分运到纽约附近的东部七个州。

　　“纸上谈兵”的反复验证，使沈家桢确信，如果能使西煤在东部每吨降价5美元，必能打开市场。先前的做法，是从蒙大拿州(西煤重要产地)用火车运到中部的杜勒斯港(明尼苏州达)，再用火车转运到东部工业重镇底特律，全长1526英里。由于底特律是港口，沈家桢马上想到，如果把杜勒斯到底特律这一段(725英里)改成航运，再把航运费用降下来，就可以完成每吨西煤降价5美元的目标。

　　沈家桢明白，要降低航运成本，靠当时在五大湖航行的两三万吨货船不行，必须采用6万吨以上的自动卸货轮，且卸货速度要达到每小时一万吨，船员人数不超过30人才行。问题是，在当时五大湖地区，还没能建造如此庞然大物的船坞。新的拦路虎又出现了。

　　沈跑遍了五大湖的造船厂。曼尼托瓦克造船公司表示暂时没有财力建造大船坞。

　　沈家桢问：“要多少投资？”苏尔凯：“至少1500万美元！”沈家桢：“如果我订购一大批大船呢？”这个造船厂副总半晌说不出话来——那可是五大湖造船史上破天荒的订单！

　　会谈后，沈家桢第一个游说对象是号称美国东部钢铁巨人的伯思勒海姆钢铁公司，它1972年钢产量已达到4000万吨，年收入70亿美元。公司执行副总裁听完沈家桢有关西煤东运的优越和6万吨千尺巨轮的全盘方案后，表示想购买两艘巨轮。

　　他第二个游说的是美国钢铁公司。公司副总裁表示愿意购买一艘千尺巨轮。

　　第三个游说对象是内陆钢铁公司。这家公司愿意长期租用一艘6万吨巨轮。

　　东部三个钢铁巨人的反应都是积极和具体的，验证了沈家桢的方案具有可行性。此时，一个戏剧性事件发生了。原来泼过一瓢凉水的爱迪生电力公司副总裁伦德格仁，虽然当时拒绝了沈家桢提出的签订25年运煤合同建议，但事后反复研究这一方案，不觉大吃一惊，一颗闪耀天才闪光的宝石被忽视了。伦德格仁马上打电话给沈家桢，建议合作实施西煤东运方案。

　　沈家桢冷静地回复：“把西煤从蒙大拿州运到杜勒斯港不难，那段铁路向来畅通。难点在于西煤运到杜勒斯港后怎样装船，那里没有煤炭转运码头，必须建一个。”

　　万事俱备，只欠曼尼托瓦克造船厂的千尺船坞了。这家船厂没有动作，因为没有资金。沈家桢行动了。他在汤普逊召开的通用运输公司的高层会议上，详述了西煤东运方案以及一电三钢对6万吨千尺轮的需求，建议通用运输公司拨出1.25亿美元的投资，一方面在海湾造船公司建造巨型船坞，另一方面帮助美国轮船公司订购千尺轮。他的结论是：这将是通用运输公司获利丰厚的一笔投资。

　　1974年2月21日，通用运输公司及其子公司美国轮船公司为一方，曼尼托瓦克造船公司及其子公司海湾造船公司为另一方，终于签订了建造6万吨千尺轮的合同。

　　1976年6月16日，反复试运转之后，中西部煤码头正式投入使用。一片欢呼声中，黑金像瀑布倾泻而下，第一艘装满西煤的自动卸货轮向东部启航。西煤东运终成现实，美国的能源战略部署揭开了新篇章。

　　而沈家桢没有自我陶醉，他第三次婉谢了通用运输公司力邀他出任MTL集团董事长的请求，并提笔写了一首诗：

　　逐浪随波几度秋，

　　此身幸未付东流。

　　如今将近源头处，

　　岂可操舟复出游。

　　1980年12月，沈家桢退休。通用运输公司在芝加哥举行盛大的欢送晚宴。董事长格拉索代表通用运输公司致词：“1973年，当通用公司购入美国轮船公司之时，家桢成为大家庭的一员。他的远见卓识和商业才智是通过其微妙的幽默、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同事的真情来完成的，具有这种特殊品格的人，当今很难见到。”

　　弘扬正教，追求良知

　　沈家桢在美国航运界叱咤风云，身居高位，腰缠万贯。但他时时思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退出商海的他，又要投入另一个精神的海洋，大干一番了。

　　沈家桢认为，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创造的宗教，尽管形形色色，都有其必然和自身特点，但有一点共同，那就是净化人心，抑制恶行，提倡善事。他是中国人，愿为佛教的弘扬尽力。可是他第一个重要决定却是创办“世界宗教研究院”：搞佛教，但不需排斥其他宗教的智慧。

　　美国法律规定，凡是研究院所的成立，必须具备固定的场所、专职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图书资料等等。沈家桢成了新形势下的另类执行长，首先制定预算。房屋，20万美元；10万册图书的图书馆：200万美元；专职人员10名：20万美元。考虑到长远的设置和非盈利的目的，以20年计，投资总额应为620万美元。此外，沈家桢每年都拿出30至40万美元，作为研究院经费，乐此不倦。

　　严格地讲，世界宗教研究院并不是宗教组织，而是学术团体。既然要在美国弘扬佛教，首先必须把佛教经典译成英文，这是建立美国佛教文化的第一步。

　　翻译量之庞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基督教《新旧约》加起来共90万字。伊斯兰教的《可兰经》30卷70余万字。而佛教经典浩如烟海，回顾历史，梵文《大藏经》的汉译，从汉代开始到宋代，用了1200年才完成。如今，假定一名翻译家每年译经20部，要将之译成英文，需时388年。

　　乐渡法师浮海而来，和沈家桢一同在美兴教，他对译经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对沈家桢说：“你总不能让美国人学会中文再去弘法吧！必须把佛经译成英文。没有捷径可走。”

　　其实，这话说对了一半。译经固然重要，有时讲经更有实效。沈家桢深知，对美国人讲经，不能照本宣科，要把佛理与日常生活和科学新知相结合，深入浅出，才行。

　　1970年4月，沈家桢应邀向纽约两所天主教学校作英语佛经讲演。他讲的题目是《佛教一瞥》，短短的开场白，就与众不同。

　　“诸位朋友，按照韦伯司特英文字典，什么是宗教，是指用崇拜的方式去尊敬上帝，遵从神的命令，以追求生命的途径。宗教的定义相当多，如果采用上面的解释，那佛教就不能算是宗教了，因为佛教中并没有说有一位发号施令，人类必须服从的上帝。”

　　他话锋一转，对那些高鼻蓝眼的听众说 ：“佛陀不是全能的上帝，是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两项最基本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了解的世界，只是整个宇宙的极小部分；第二个发现是，人类具有完整了解宇宙的能力。只要将这原具的能力发挥出来，就能解脱诸如死亡之类的痛苦。”

　　这样浅显而又深邃的讲解，当然使美国人感到极大兴趣。

　　整个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沈家桢的英语佛学演讲，成为他退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演讲，分别由中英文结集出版。沈的佛学研究，非常细致缜密，并且结合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对社会良心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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