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啊我只要你那扇窗

　　本刊记者/李虹历

　　在超过400万的京城流动人口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漂泊京城的起点是另一个世界——地下室，他们当中有记者、律师、商人、民工等等，他们在北京人口中有个共同的名字——外地人。初来乍到，他们虽然举目无亲，却踌躇满志；尽管不能享受阳光的温暖，内心却充满希望，他们紧张而充实地穿梭于地下室、单位、课堂……在为梦想腾飞加油

。

　　不知你是否住过地下室？

　　凡住过地下室的人，眼前即刻就会闪现出这样一组画面：曲折空洞的地下通道就像一座迷宫，很容易分不清东西南北；长明灯永远忠于职守地亮着；那水声嘈杂的公共卫生间，穿梭着行色匆匆、眼神冷漠的过客……我们不能说这是京城最底层人的生活，这里的确是京城“最地下”的一层。

　　一个记者曾经的“地下岁月”

　　“地下室，是我漂泊的起点，也是我人生旅途的驿站。”肖鹏是一位酷爱文学又钟情于法律的记者。初来北京时，像许多“北漂”一样，因为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他不得不住在月租200元钱的地下室——那里传呼没信号，手机“不在服务区”。

　　虽然肖鹏受聘于某中央级媒体做记者、编辑，在外面风风光光的，可居住的却是那样一种环境，除非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不敢把人带到住所去。

　　有时，采访对象要求晚饭后给他打手机接受采访，肖鹏只好在办公室等，否则，被采访者根本找不到他。有采访对象问肖鹏：“你的手机怎么关得那么早呢？是不是晚上‘爬格子’，怕打扰啊？”他顺水推舟地说：“这是一方面，有时在飞机上，有时正在宾馆开会。”

　　在稍微“打开局面”之时，肖鹏第一件事就是从“地下转到地上”，但时常是一年搬几次家。俗话说，“穷搬家”，每搬一次，他都会忍痛割爱扔一批书籍。城里的房租高，他就到京郊租房住，昌平、大兴、通州都住过，但上班可就受罪了。冬天，天还没亮，他就得赶路，晚上下班回家月亮都挂在天上了。因为时常堵车，“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常有的事。

　　一次，单位早上8点30分开编前会，将近9点了，他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会议室。有些愠怒的总编辑问他：“你住哪里？几点起床的？”

　　“我住大兴，6点就坐上车了，唉，堵得要命。”

　　总编辑最终谅解了他，说：“你还不如住到石家庄去呢，城际列车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满会议室的人哄堂大笑。肖鹏顿时感到格外窘迫。

　　有时下班堵车，肖鹏挤在公交车上又饿又累，望着每幢大楼里飘出温馨的光，就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在北京买个房子？把孩子老婆接过来，团团圆圆该多好啊！

　　勤奋而刻苦的肖鹏历经几年打拼，终于买了一套分期付款的单元楼，虽然房子在城乡结合部，尽管贷了20年的款，但那总是自己的家呀！

　　地下“宾馆”，像蚯蚓般生活

　　“来北京打工快5年了，老板安排住的地方，不能做饭，吃饭要求去食堂，我们靠力气挣钱，食堂的饭又贵又不实惠，我们租这个地下室屋子，为的是做饭方便，还能放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来自内蒙古赤峰农村的李女士指着印有116的门说道。

　　我和丈夫都在(中国)政法大学后勤做事，主要为这里的学生服务。孩子爸爸是木工，专管维修学生公寓的门、窗、锁，学生遇到问题就让他去干，他24小时值班，一刻也不能离开，没事时也待在那里，不能回家，怕万一有学生打来电话要求修理的；我在学生公寓里是保洁员，一天工作8小时，有休息日，我们两口子月收入加起来将近两千，比在老家种地强多了。

　　李女士指着地上一桶食用油高兴地说：“这是前两天，老板给我们发的色拉油，还有大米，平常也有毛巾、肥皂这些生活日用品，活儿也不累，老板对我们都挺关心的，工资按月发，经常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大家挺满意的。”

　　李女士夫妇从赤峰来到北京，为的是供在高中学音乐的儿子，学艺术类的科目，一年学杂费需要六七千元，学校还要求买钢琴，花销很大。本来，他们不同意孩子学音乐，可孩子就是喜欢，而且也有这方面天赋，在他们县考上赤峰市一中特长班的就她儿子一个。后来，他们就不得不来北京打工。夫妻俩暗暗发誓：“不管吃多少苦头，都要把孩子培养成材。”

　　在李女士所住的屋内，记者看到床上摞着厚厚的棉被。“因为没有暖气，晚上冷得像冰库一样，我们冻得没法睡觉，从老家带来的被子就派上用场了，盖在身上又重又厚，像一座小山。”

　　“有时晚上实在太冷了，他爸爸赶上休息，我们就到地面上转悠，或者，走一段路，到‘肯德基’店里坐上一会，我俩就要一杯可乐，为的是能暖暖地呆上一阵子。”

　　李女士所住的地下室，月租金360元，据了解，这是小区居委会统筹利用资源，把地下室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开旅馆租给外地人。从外面看，不过是小区院子里的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天，通过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住宅区，每个房子大约6平方米，没有窗户，开着长明灯，个子高的人一伸手就能摸到屋顶，屋内仅有一张床、一个板凳、一盏灯，有公厕，公共淋浴室(另收费，天冷，没人用)，设施很简陋，房间里倒还算干净。

　　记者所见的这些进京打工的农民，为了挣钱供孩子读书，过上富裕的生活，他们靠劳动靠双手改变着一切。

　　在接受采访时，李女士从褥子底下抽出一封家书，在手里扬了扬，说：“俺爹告诉我了，现在国家为咱农民减轻负担，农业税也不用交了，种粮还给补助，等再干两年，给儿子攒够上大学的钱，我们就回老家了。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嘛！”

　　在北京，我终于有了一扇窗

　　在地下室，除了有像李女士这样的进城打工或做小买卖的农民，还有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莘莘学子，这些人或正在忙于复习考研，或积极备战参加行业执业资格证考试。他们每天背着厚厚的书籍挤着公交、骑着单车、行色匆匆地穿梭于地下室、图书馆和教室之间。

　　“那曾是我最落魄的日子，但有我们几个好朋友相伴一起学习，生活得还算充实。”到北京创业快6年，现在某律师事务所做职业律师的小马想起曾经在蓟门桥西里地下室备战司法考试的日子，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初来乍到时，小马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地下室大军”中的一员。因为老家在苏南鱼米之乡，而且家境在当地相当不错，小马在当地生活得一向体面——“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父母也不希望她辛苦追求一切，只盼着她像其他大多数女孩一样找个好老公，有个稳定的工作。

　　可是，大学毕业后，小马在朋友的蛊惑下，毅然离开了温暖的家，来到了北京。“刚到这里的时候，住在地下室一间很小的屋子，那里有很多人。”

　　刚到北京时，她和同来的朋友到处找工作，走了几个“像样的地方”，但都要求“本科、有经验”或硕士研究生。后来，她降低标准到一家小公司应聘，可是那个老板色迷迷的，两只豆大的眼睛不停地盯着她的胸脯。

　　无结果地奔波了一阵后，小马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下决心考律师资格(司法考试)。

　　那时候没有带多少钱，也不好意思向父母伸手，应付坐车、吃饭一类必需的开销后，已经所剩无几了，只好找便宜的地方住。这主意还是老同学出的，他们说地下室冬暖夏凉，经济实惠。

　　我是通过报纸才知道那处位置在蓟门桥西里附近的地下室的，那里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一桥之隔，为了听课方便，我选择了那个位置。看房子那天，我记得特清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可当我跟着房东，钻进一个通往地下室的门洞时，扑面而来的昏暗令人非常不适应，我穿着

　　人们说地下室“冬暖夏凉”，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夏天，地下室闷热潮湿，冬天相对湿度很高，感觉非常阴冷。我住的那间房子位置也不好，隔壁是

　　“还有几个月就参加司法考试了，白天上课，不就是晚上回来睡一觉吗？”她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第一次出师不利，仅仅差了5分，她没能通过司法考试。

　　小马气得大哭了一场，在地下室里躺了整整三天，心里充斥着失落、痛苦、茫然、困惑。

　　她开始怀疑自己来北京是否正确，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

　　恰好，她的同学来地下室看她，说：“你第一次考试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再去复习，肯定能金榜题名，没几年，你就能成为京城第一女大律师。”朋友的鼓励，让她感到黑黢黢的地下室顶棚泛起了点点光明。

　　“住地下室那段日子，是我的人生中一段痛而难忘、又不可或缺的小插曲！”已搬出地下室四年多的小马对记者说。也许是烙印太深了，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她记忆犹新——

　　有一年“两会”期间，为了确保会议的绝对安全，京城的地下室生活区必须通过检查。于是，居委会几个挺有身份的干部也到地下室来检查了，老板事先就通知大家，把屋里的电线全部拆掉，电炉、“热得快”与电水壶一律藏好，不许用煤气做饭了。一番整顿之后，待居委会的大叔大妈下来时，地下室一丝违规的迹象都没有。领导很是满意，指示说，要坚持某某精神，发扬某某作风，完善某某机制，老板一脸谄笑地跟在后面，说一句应一声。等把大叔大妈送走了，老板回头跟我们发牢骚：“哼，让我装锅炉烧水，傻子才那么干呢，那我成本多高啊？你们用你们的电炉子，不用怕。”

　　无奈地笑笑之后，小马继续说：“不久前帮老家来北京打工的一个远房亲戚找地下室住，发现现在的条件好多了，都配备了锅炉，随时都有热水，走廊里安装了安全出口指示灯，走廊里、墙上都装上了瓷砖，干干净净的，消防设施也很完善。”

　　现在，早已拿到律师执业资格证的小马，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她的“另一半”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2005年，她在京城东五环边的城乡结合部“全款”买了房子，冬天就把父母接来一起住。因为南方冬天室外温度虽然比北京高，可家里没有暖气，老人现在随女儿住上了暖和的楼房，心里那叫个美。

　　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小马，闲暇之余时常想起地下室，因为那是曾激励她奋发努力的所在，是她创业的起点。

　　地下室的财富人生与爱情

　　京城地下室，汇集着各种职业、不同地域的漂泊者。在这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在这个蕴涵无限未来的都市，他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创业机会，编织着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毕业于某大学物理系电子应用技术专业的小张，就是从地下室开始了自己的财富人生。

　　我是2000年到的北京，搬过两次地下室，第一次住在六里桥附近，房间长两米，宽一米半，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也叫房间！还月租金150元？”前任房客不知是谁，在墙上排列有序地贴满了各种高档楼盘的宣传广告，靠近床头的地方，写着一行字——“某某，财富人生的起点！”

　　后来，我动手撕掉这些漂亮的铜板纸，没想到纸的里面还有更早期的人贴上去的各式精美的汽车照片。我惊呆了，没想到这个狗窝大小的地方竟装满了这么多伟大理想。

　　谈笑间，在海淀区地下室租了商铺的小张向记者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那时候，好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京城虽有老乡、朋友，可我却总是羞于见故人，揽了几个维修电脑的小活，一月只有500元的进项，只好早上馒头咸菜，中午4个带馅的饼子，晚上还是咸菜馒头。想改善生活的时候，就去买一瓶“老干妈”。

　　随着电脑维修经验的逐步积累，有了一些余钱的小张，在2005年租到了这种地下室商铺，专修电脑，包括卖一些相关的电子产品，当起了小老板。

　　“这里的房租是地上的一半，利润也还可以。”他说。

　　收入有保障的小张在邻居中生活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头脑灵活、说话铿锵有力的小伙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朋友却提出要分手，我特别难受，最让我痛心的是我女朋友说过的话，她将‘无能’和‘地下室’画了等号。后来，又交了个女朋友，当她听说我在地下室开铺子，都不愿意和我发展‘地下情’。唉，没有钱不行啊，浪漫不能当饭吃，爱情之花很难在地下室盛开！”

　　由于刻苦钻研，小张凭着扎实的维修技能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在那一带居民区已是小有名气，回头客日见增多，新客户纷纷慕名而来，他的店铺门庭若市，忙得不可开交，有时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随着小张腰包日渐鼓胀，他念念不忘的第二任女友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笑着对女友说，“我是发展股，将来钞票大大的，是值得你投入一生的”。

　　2006年3月10日，记者又一次偶遇小张，他和女朋友正沉浸在甜蜜中，正在筹办婚礼。

　　有人说，住过地下室的人就像经历了一场炼狱。从外地到北京，从地下室搬到地上屋，这其中蕴藏着汗水和奋斗的艰难足迹，就像一个历经磨难的苦行僧终于修成正果一般。

　　其实，要想真正了解北京，真正融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都市，不了解北京的地下室似乎缺了一课。

　　有曾住过地下室的人说，没有这段生活的历练，奋斗历程就不够完整。初来北京打拼的人，至少有一半人的“起点”是地下室。如今，这些曾经像蚯蚓般生活的人们，有的已经成为“成功人士”——拥有了自己的车子、房子，甚至是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4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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