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内心明亮的生活

　　文-张末 图-姚松鑫

　　波德莱尔写巴黎的忧郁，德莱塞写充满欲望的美国城市，吴亮则相信城市有灵魂，所以一直在写现实的上海和想像中的上海，并且保持了一个漫游者和观察者的姿态。城市展开在他的面前，暧昧、坚硬、烦琐、简单、嚣张、沉默、神秘、明澈……12年含辛茹苦的工人生涯和远远超过12年的写作生涯顽强地支撑着他，当代的文学事件、潮流、人物有效地进

入吴亮的批评视野，他力量饱满的解构和建构，标新立异的文体，华丽生动的叙述，语言的逻辑力量和迷惑性以及对纯粹艺术极富论辩意味的思考，奠定了吴亮作为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大红大紫的地位。事实上，吴亮对马原、孙甘露这两位先锋作家的评定的确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他一直试图将自己的文章看成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也照见了吴亮的多个侧面：功利的吴亮、游戏的吴亮以及求道的吴亮。换句话说，如果1980年代的吴亮野心勃勃建构着自己的纸上花园，那么1990年代的吴亮则企图将上海南京路先施大厦的顶层画廊打造成自己的精神乌托邦。顶层画廊的英文名字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实际上，从画廊里朝外看，看到的不过是一片灰蒙蒙的屋顶，毫无风景可言。然而它迄今仍是上海时尚的一个重要据点，以致有人在网上号召大家：“如果你来上海，别忘了去顶层画廊。”艺术画展、前卫话剧、美女派对、肚兜派对、皮草派对、文身派对……各种稀奇古怪的活动在这里层出不穷；设计师、记者、文人、律师、音乐人、影视明星、外国人……各色人等在此狂热云集。一边是酒吧，一边是画展，一边是空白，一边是深沉，而吴亮却于喧闹中突然有了奇怪想法，要告别“顶层画廊”，重新回到报纸杂志上来，尽管他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如此渴望“保留一点没有文字的生活”——这是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恰是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个过去常常在淮海路上晃来晃去的大头评论家，在南京路上晃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索性在上海郊区的自家书房里晃，门口露台上则常年搁着一张躺椅，他在那里看星星、月亮和太阳，或者成天什么也不干，胡思乱想，也觉得很享受。你根本别指望从吴亮那里找意义，他已经被意义弄烦了。

　　瞧！这个生于1955年的广东籍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在摄影师拍摄过程中断断续续进行的，随意、自然而显得有些紊乱，但符合事实。自始至终，吴亮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

　　当时大家过着一种灰色的生活，我还保留了内心的一个小角落……

　　记者：你喜欢上海吗？

　　吴亮：我本人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围绕我自己的空间氛围一直是城市。对于上海，喜欢谈不上，我说我习惯。这个城市很可恨，很可怕，很脏很乱，有种种的不舒服，但它也为我提供了种种便利，只要我不太多地卷入世俗的事务，只要我有时间，我有一个敞开的空间，不断地想像着事物，那么我就觉得非常愉快。

　　记者：你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什么？

　　吴亮：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画这个城市里的街头、马路、贫民窟、一段楼梯、一个废弃的仓库，画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三年级时，图画课被取消，文革了。那年我11岁。进工厂后，我也曾想过画画，但到了福州路美术用品商店，一管细细的油画颜料，3毛一支，太厉害，我当时工资20元/月，只得放弃了对色彩的向往。

　　我在工厂里待了整整12年，这家厂子负责给饭店修理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时候还开始看一些小说，都是些经典小说，英国法国的，有些铜版画插图的，我最喜欢看欧洲城市小说，阅读带给我很大的想像空间。我有时候混一个病假，在家里看小说，看到黄昏时分。当时是一个很匮乏的年代，用电很节约，我祖母认为天还没完全暗，开灯是很浪费的。所以，当天色慢慢变暗，没法看书的时候，我眼睛累了，就出去逛街，刚看过的小说的建筑、氛围、内心的一种感觉，会影响我当时的心境，我会好多次有种感觉，恍恍惚惚、若即若离的感觉。等到逛了会儿街后，天黑了，家里饭也做好了，父母也回家了，一起吃饭。

　　记者：这种生活给了你什么特别的感受？

　　吴亮：大家都过着一种灰色的生活，有人情况比我更糟糕。我一个月就几十块钱，但你必须像个囚徒一样去上班，我觉得我这辈子靠身体动的事情，已经在前面全部都动掉了，所以我现在非常懒。那时白天工作非常辛苦，下班后根本没有力气把衣服洗掉，挂在工作室里，第二天穿的时候，汗已经干了，全是盐花，发臭。那时满手老茧，要用汽油洗手，木屑擦手，当洗干净了，你就很舒服了，美美地吃顿晚饭。我很多的乐趣都在于阅读，阅读就是把身体遗忘，把你所待的房间遗忘，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把书一合上，就回来了，就像是乘魔毯出去了一趟。

　　我曾经两次接到杂志记者的电话采访，问我听什么歌长大的。我的回答是听高音喇叭长大的，那不是音乐，而是声音。那时没有音乐。70年代，弄堂里到处是小混混；80年代，有人开始练琴。我到过一个朋友家里，把窗帘拉起来，留声机插好，听有裂缝的唱片。我的记忆中不是音乐，而是听音乐这回事情给我的印象深刻。

　　记者：尝试过改变这种生活吗？

　　吴亮：在一个停滞闭塞的年代，我居然还保留了内心的一个小角落，带我认识了很多风景。我每月省下10块钱，过了半年就看看这60元够我去哪里。70年代中期，我20多岁，去过很多地方，有时跟朋友一起，有时一个人，住小旅馆，也住过澡堂子。当时，工厂里的人都奇怪，吴亮怎么那么有钱，上海话叫做脱棺材底，今天有钱就花掉。其实，旅游就是逃避，每次旅游出门，看见外面的田野就开心，回到上海，想到又要上班，就想，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啊！

　　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记者：怎么与写作联系起来的呢？

　　吴亮：70年代在工厂看了好多书，80年代正式开始写。我没有进过大学，因为写作被人们赏识，被一些单位看中，后来我就直接从工厂进入了作家协会。

　　记者：对第一篇文章还有印象吗？

　　吴亮：我的朋友张弦是最早把我的文章推荐到《上海文学》的人。认识他的时候我23岁，我们多年来保持通信，见面就聊。一次他来上海修改剧本，在电话里对我讲，吴亮你老说、老说，很浪费啊，你要写作啊，你写，写下来就是文章。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于是把几张大白纸裁成16开大小，就写了篇东西给他看。过了些日子，《上海文学》的周介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文章我们要用，你过来我们聊一下，要修改。我当然非常兴奋啦，从工厂下班后，换了干净衣服就赶紧去了巨鹿路的上海市作协——这个后来我待了20多年的地方。

　　文章发表后不久，邮局把稿费送来了，65元，顶我一个半月薪水！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41元，我忽然明白过来，我的生活方式可以就此改变了。当然后来，写作的快感主要是表达的快感，与稿费关系已经不大。但在当时，我觉得我可以不上班，通过写作养家糊口了。毕竟当年工资普遍低，物价也低，除了工资，大家没任何收入。我拿那笔钱买了很多东西。

　　记者：你在1984年前后，成为中国文坛风头甚健的批评家。有人评论你把事物、语言和隐喻结合在一起，造成一种揭幕式的文字效果，在海派批评中很具代表性。我记得你当时写下了重要的一文《马原的叙述圈套》，你的“批评即选择”以及批评作家张辛欣的言论，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吴亮：那时我每天醒过来就要知道，今天有什么作品发表，今天文坛在讨论什么，有很多问题我会非常起劲地参加进去，亢奋啊……那时候，比较不正常的是文学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被当作明星来追捧，老是被请来请去开会，顺便游山玩水。起初感觉很不错啊，后来习惯了，觉得应该这样，很正常。那时候，每年开春后，尤其到了暑假，会议邀请不断，不断去各地开会，开完会就回家写作，循环往复，大体生活就这样。

　　记者：但90年代以后，你在写作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一个文学批评家转而成了一位城市文化批评家和美术批评家，尽管偶尔也还会对文学发一点儿言。

　　吴亮：后来，意义把我们弄烦了!

　　在我意识到这类所谓写作的谵妄、平庸和无价值，缺乏我所期望看到的依据以及丝毫无助于重新认识我的处境时，我就决定将它们抛弃了。生活在一个时代中，我们没有能力纠正时代的错误，但是有权利说出，艺术和风尚哪里出现了问题。

　　1985、1986年，我写了第一本关于城市的书，一个朋友给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城市笔记》。到了90年代初，当时正好有些闲，就开始写另一本书《城市伊甸园》，非常描述性的一本书。那时上海正处在一个变化的前夕，大家都不知道，许多方面还是停滞的，如果说在变化的话，仅仅是一些观念上的生活方式和时尚。至于各种空间、建筑外观，基本还是原来的格局。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觉得我们应该有酒吧、

　　记者：你的写作体验是什么？

　　吴亮：直到现在，我都是用手写。在写作中，我对第一行字特别挑剔，写不好要涂掉，涂掉一行字，涂得一塌糊涂后拿掉，再拿几张纸，写出几个词来，然后这几个词开始发酵。

　　当年，我在长乐路写作，陆续有人约我写文章，觉得我这类文章蛮好看，也蛮好玩的，50元/千字，写5000字就有200多块钱了。常常是这样，半夜两三点，文章写完，我觉得已经有钱了，就把笔一扔，骑着自行车跑到云南路，一个人要一瓶酒，半斤活虾，最后要一碗菜汤面，一直吃到天亮，起身离开的时候，旁边的店已经在起炉灶做早市了。这是一种很本土化的享受。

　　我家走过去10分钟就是新锦江大酒店，当时涉外酒店一般都没什么生意，大堂开着，二楼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几乎没人。音乐学院的女孩子在那儿弹钢琴。有位老外，通过我收藏大陆艺术家的作品，我拿佣金，然后换成兑换券去那里消磨时光。我都不好意思说，那时经常拿一摞纸，几支圆珠笔，慢慢走到新锦江，要一杯果汁，一杯水，一小碟花生米，点贝多芬的曲子，让弹钢琴的女孩弹，然后让服务员送一杯果汁给她……哈哈哈哈！是不是很小资情调？

　　记者：后来怎么做起了轰轰烈烈的顶层画廊？

　　吴亮：我本人在艺术圈，又写美术评论，开画廊本是一句戏言，但有人来投资了，就不能不做。画廊也是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经常空荡荡的空间。因为画廊真正举行艺术画展、时尚派对等活动只占平时空间的几十分之一，更多的时候，大白天我们空荡荡地守候在那里，画廊就像一只笼子在等待一只鸟。

　　关于画廊，已成为过去，我不想多讲……

　　记者：为什么？

　　吴亮：交际是一群熟悉的人加一群陌生的人；一群男人加一群女人；一群搞艺术的人加一群爱艺术的人，一群风雅的人加一群附庸风雅的人；一群忙里偷闲的人加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就这样。顶层，它和我的名字之所以同在，其秘密在于它和它的主人一样不可捉摸，它常常突发奇想，也常常平庸无奇，它有惊人之举，也有流俗之举，它生不逢时地出现在一个并不需要艺术的时刻，它命中注定，它似乎就想说明在这样的时代艺术是如何生存的，它要见证这些，它试图解释这是为什么，而不知道未来将如何重新谈论这一切。

　　所以，当顶层迅速成为上海曝光率最高的画廊，我却突然有了奇怪想法，我想看这个画廊什么时候关门，怎么关门，就像以前跟女孩子交往，会想着跟她分手，但是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我自己其实对成功无所谓，人生很短暂，有效的生命更短，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我想保留一点没有文字的生活……

　　记者：那么你现在的状态如何？

　　吴亮：我还是我。搬了新家，住在郊区，有足够的闲暇，偶尔坐地铁进城办事，每一次都感觉很新鲜，这是我的奢侈。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离不开它，却时刻保持对它的观察、体验以及距离。

　　记者：你对自己满意吗？

　　吴亮：过一阵子我得重操旧业，有人请我主编一本杂志。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我已经说得太多，写得太多，我想保留一点没有文字的生活。有时候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胡思乱想或者在小区里走走，我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有一次，我专门进城去看我家的老房子，已经很旧很沧桑了，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味道，赶紧跑出来，躲进路边快餐店里，坐下点一支烟，看着路边的梧桐树，重新想念我的老房子。那时候，感觉是很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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