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我站岗！

　　老红军陈志万，人称“活军史”：13岁参加革命；14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身中三弹，其中一颗击中左后背，弹头至今留在体内；18岁时在沼泽地里走了7天，粒米未进，硬是啃掉了驳壳枪皮撑了下来；20岁时在平型关战役中被日寇4颗子弹同时扫中，白求恩大夫亲自为他做手术，这才保住了他的双腿……戎马一生今回眸，陈老告诉记者：我最自豪的，还是为遵义会议站岗。

　　陈志万：1917年3月出生，江西泰和人。1930年参加红军独立五师，1934年入党，1965年离休。现享受副军职待遇。

　　我负责守卫会场南大门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当时的会议是极度机密的，陈志万有幸成为为数不多的亲历者之一。

　　快报记者：您当时是什么职务，主要任务是什么？

　　陈志万：我是红一军团警备连警卫排长，负责“柏公馆”南大门的守卫任务，“柏公馆”当时还有其他的门可以进出。

　　快报记者：当时来开会的首长都有哪些，您看到了吗？

　　陈志万：都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物啊！15日一早，我在执行守卫任务，就看到这些领导陆陆续续走进“柏公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他们站在天井里，或是站在二楼的会客室前，跟走进“柏公馆”的战友们不断地打着招呼。

　　快报记者：您当时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会吗？

　　陈志万：一点不知道，当时是很秘密的。领导只让我们加强巡逻，严加保卫。不过说实在的，我和战友们都已经预感到，这将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

　　快报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呢？

　　陈志万（感叹）：因为我和很多战友一样，早就盼着能有这一天了！那时大家都有不满情绪，李德等人的“阵地战”“正规战”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再败，被迫离开苏区，被动战斗，无数战友牺牲，这种情况必须要改了！

　　会议“火药味”很大

　　虽然只是个排长，陈志万却对红军当时的前途忧心忡忡。所以他情不自禁地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情况。会是白天晚上连着开的，渐渐的，他闻出了会场传出来的“火药味”。

　　快报记者：会场内是怎样一种情况？

　　陈志万：我虽然进不了会场，但能感觉得到。毛泽东烟瘾很大，李德也不差，两人一支接着一支。有时候与会者发言的声音很大，明显带着“火药味”，跟李德、博古针锋相对。当时战士们就在想，双方的争执肯定很大，好在毛泽东等人的势头明显压倒李德、博古等人。

　　快报记者：您在担任警卫时发现异常情况了吗？

　　陈志万：还好，没有什么异常。我们当时都配了驳壳枪，荷枪实弹。我和四五个战友轮番换岗，有时候间隔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四五个小时，有时候一站大半天。因为会前消息保密得好，加上保卫措施也周密，会议开得还比较顺利，没有遇到突发情况。

　　快报记者：那您什么时候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和结果的？

　　陈志万：我和战友们都是在会后才知道的。这次会议终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地位，把党的路线拉回了正轨。就像拨开乌云见了天日，我们别提多高兴了！

　　长征路从此被照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全新阶段。陈志万也升任四团三连指导员，随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亲身体验了毛主席的神机妙算、指挥若定。

　　快报记者：您回忆一下您比较难忘的一些事情吗？

　　陈志万（稍作思考）：行军的时候我不小心染上了疟疾，不停地打摆子、发高烧。当时是在山区，红军本来就缺医少药，这下可完了，我先是硬扛着，后来实在扛不住了，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路边。正巧，团政委杨成武骑着一匹黄骠马经过，一看我倒地，他立即跳下马来，把我扶上马背，他自己在旁边走……就这样走了三天三夜，我的病情也慢慢好转了。

　　快报记者 郑春平

　　老红军陈志万，人称“活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