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信仰 我们需要榜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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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9日15:30 新世纪周刊 | |||||||||
我们需要信仰,我们需要榜样 -周黎明 粉丝之于明星,就好像反作用力之于作用力。没有粉丝,就无所谓明星。
“粉丝”这个中文词是新近的产物,但粉丝现象却可以追溯到有人类集体活动的任何年代和地域,甚至在动物界也不乏类比,所谓alpha male,就是弱肉强食环境中的佼佼者,拥有或强迫或自愿的粉丝群。 现在的父辈看不惯子女追星,认为这是“不学好”,甚至是觉悟的低下、道德的沦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虚伪,因为他们那一辈发生过更加疯狂、更加有害的追星现象,将全国推到文化、经济、政治的万劫之地。所不同的是,40年前那次追星是政治追星,所崇拜的是单一的“神”,任何人都不许提出异议。现在的娱乐追星实行“多神制”,有上百个明星可供选择,即便在“超女”或“加油!好男儿”的决赛,你仍可以将全家或全班分成三派,文明一点就各自投票,不文明的话就互相对骂。对骂的确很不雅,但那毕竟是有选择自由的“初级阶段”,跟“全国上下一个声音”相比是一种质的飞跃。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当粉丝?为什么要参与偶像崇拜? 你可能会抗议:“我不是粉丝,我从来没有追过任何明星。韩寒说过,粉丝是一个越来越傻的群体。”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度”的区别,在“冷静者”看来,花几千元买一张门票、飞到长沙看超女、抢别人的手机投短信票,那都是巨傻无比的举动。但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都有一段时期会有意无意寻找偶像,对于多数人这发生在青春期,需要挣脱父母的心理襁褓,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实际上,这只是从小池塘跳进大池塘,从家庭的顺从过渡到社会的顺从。从十几岁开始,我们不再言听计从把父母和老师确定的偶像当作偶像,而是四处搜寻自己的精神支柱,其来源一般出自书籍、影视、游戏等领域,有时甚至是一张陌生的照片,因为视觉形象所能包含和传递的信息,对于一个心理上嗷嗷待哺的青少年,远胜于文字的描述。这就是影视歌快速塑造偶像的秘密,也是娱乐偶像越来越铺天盖地的症结。 当一个人在确立自己的个人和社会定位之前,都免不了要观察现存的“参照物”。这里面有双重心态:一是认同,二是憧憬。你若发现某人的性格爱好跟你相似,你会有心灵相通的喜悦;你若发现某人跟你属于同类型,但比你更加漂亮、潇洒、聪明,你可能会偷偷企盼:哪天我能像他(她)那样该有多好!换成粉丝们自己的话:我们的偶像身上有着很多我们欣赏的特征,而且他们能理解我们。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因,就是性的吸引,也就是说,有时偶像不是你自己想成为的目标,而是你试图获取的对象。女生追捧李宇春,是因为她的特殊气质蕴含着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继而成为女生叛逆的依托;而日本成年男人迷恋未成年少女明星,在我看来是恋童癖的一种升华,若放在蛮荒年代,她们都是有钱有势者的“小新娘”。这种双重性在某些导演那里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导演经常挑选酷似自己年轻时模样的演员,而有些则显然相中了性幻想的对象。 去年“超级女声”风靡神州大地,西方媒体看到了评选机制中的民主意识,但对于参与者来说,更大的意义在于粉丝群体的涌现和他们的超强组织活动能力的展现。拜互联网所赐,他们可以挟成千上百万人的声势,制造浩大的文化现象,强迫主流社会关注他们的存在;而他们的短信投票也成为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从经济上牵动主流媒体的鼻子。但在表现形态上,超女的粉丝其实跟国外的追星族并没有太大不同,国外摇滚音乐会的疯狂程度、某些政治或宗教集会的现场效果,一点也不亚于超女节目所渲染的。当电视镜头及报刊杂志“着重强调”某些粉丝的狂热时,这除了渲染还有一种肯定和鼓励的作用,即这样的大声欢呼和当众哭泣是可以接受甚至可嘉的行为,于是引发滚雪球似的的粉丝效应。 我们需要信仰,我们需要榜样。这一点青少年跟学校和家庭所代表的权威并无分歧,分歧在于信什么、学谁、怎么学——是不加消化地接受长辈传承的英雄人物,还是自我摸索然后心甘情愿上娱乐公司的钩。在大众传媒时代,所有偶像都是包装的产物,区别只是某些偶像的大众形象比较接近本人,而某些则有天壤之别。偶像崇拜是一种迷信,但破除迷信只是徒劳,正如曾经对港台歌星内地演出的限制并没有给追星热降温,那些要卖血买票的依然会卖血。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追星的心理需求加以剖析,廓清哪些是合理的成分,哪些是非理性的行为。最终,你爱怎么做,是你的自由。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