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安(北京)
穆斯林世界再度掀起抗议美军亵渎《古兰经》的浪潮。
吃一堑长一智，有了上次虐俘事件，此次美国政府应对突发丑闻也要熟练许多。在此次事件之后，美国公共外交(相当于对外国民众的宣传机制)机构迅速应变。
首先，就是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没有否认整个事实，而是对报道本身提出了“不准确”的指控，将设计美国国家形象的议程，引导到美国新闻伦理和道德准则的话题上，从而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在这种压力下，《新闻周刊》的确就此报道进行了道歉。
其次，对目前的指控议程进行了杀伤力的消减和修复，美国军方公开承认存在一定的粗暴行为，但是不包括“将《古兰经》冲入马桶”的行为。同时，美国国务院向全球各地的美国使馆发出电文，要求美国驻各国外交使节须迅速向所驻国政府及当地媒体重申，“美国对宗教信仰持尊重和宽容的态度”，“谴责所有煽动及暴力示威”。
第三，女性再显柔软身段和亲和力。国务卿赖斯、主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休斯等人相继在媒体上否认或者道歉。其实在“9·11”事件之后，女性成为美国公共外交战场的主力。先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皮尤人与传媒研究中心”领导“反美主义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休斯和原白宫人事主任迪娜·;鲍威尔这两位女性，也在布什连任之后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政策的一、二把手。
从公共传播的层面来说，从转移议程，到设计形象，再到承认、道歉和公关的形象修复方式，的确能够从技术层面消减媒体议程给政府形象带来的损害，这方面讲，美国公共外交的危机传播机制反应比较快，策略至少可以及格。但是修辞和议程只是技术层面的一种形象修复，如果说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是一种通过伤害个人尊严从而摧毁战俘的反抗意志的行为，那么一年以后，从虐人到辱书，可以看出美军在全球战略过程中，已经从摧毁个人意志向摧毁集体意志发展。
虐囚和辱书，并不是美国公共形象的偶然事件。应当说，民主输出和全球主流意识形态重构仍然是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当这种输出过程以暴力形式产生，并且伴随有美国的能源、地缘等战略利益的时候，方式和目的就会产生冲突。因此，美国公共外交目前的天生困境，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和政治伦理之间产生的矛盾。一方面是摧毁集体意志，形成单一舆论环境的全球战略，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多元化趋势下重塑美国形象，消减反美情绪的需求，胡萝卜和大棒这两个美国人从来玩的滴溜转的武器，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却不停地自己打架。
有人把这种冲突归于“文明的冲突”。但是文明的冲突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回答，这种冲突的“原力”并不简单来自两种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和执行力矛盾，而是一种文明内部无法解决的利益和伦理之间的冲突，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投射。因此可以预见到的是，在保守主义占主流的美国外交政策环境中，公共外交还将一直成为美国国家形象的创可贴，哪里破了往哪里贴。或许从局部来看，公共外交可以暂时掩盖美国国家形象的个别伤口，但是一个满脸创可贴的山姆大叔，其本质上是很难“ 白白净净”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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