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本刊国际问题评论员 庄礼伟

　　2005年8月9日，是新加坡独立40周年的日子。1965年8月9日，本想在更大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李光耀，红肿着眼睛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李光耀作为新加坡国父的履历，从他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届政府总理就开始

了。31年后的1990年，李光耀从总理职位上退下来，改任内阁资政(该职务在内阁中的级别高于副总理)至今，转眼也有15年了。外界对于他的评论褒贬不一，其中不乏自相矛盾者。笔者以为，对于李光耀比较恰当的认知办法，是回溯历史，站在李光耀的位置上，去设想当时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应当如何跋涉、避险、攀登，如何建构有效的制度组合、政策组合。

　　“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

　　毋庸置疑，新加坡建国与发展的核心经验——“李光耀方式”是成功的。某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东方的智慧”或“亚洲价值观”的成功。但在笔者看来，“李光耀方式”固然有一些有别于西方的东方内涵，但从整体来看，它还是以西方源流为主，东方源流为次。

　　李光耀的政治经济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李光耀”固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汉语姓名，但李光耀的密友和家人更愿意称他为“哈里”。作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英国某大臣对李光耀的评价)，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946至1950年在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他的阅读书目也是以西方著作为主。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早期政敌，恰恰是一批接受当地传统华文教育的人。

　　李光耀从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1)法治精神；(2)社会主义理想；(3)自由市场制度；(4)对“革命”的怀疑和抵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也是源自英国，但是李光耀把公积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却是英国人望尘莫及的。

　　新加坡独立后，英国殖民时代的法律体系基本保留。在法治方面，李光耀的刻板、严苛程度超过了英国人，他的严刑峻法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廉洁，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积弱和“失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这种模式中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因素(大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小至颇具特色的新加坡鞭刑)。

　　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伊始就致力于把新加坡从一个涣散的东方传统社会转变成廉洁和讲求效率的现代法治社会。在新加坡，“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在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腐败方面，新加坡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亚洲国家。李光耀强调执政党成员必须具有奉献精神：“当你加入人民行动党时，就像是加入一个神圣的行列。”当然，这种“入党时内心涌起的神圣感”，是不可靠的和难以测量的，新加坡之所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主要仰赖李光耀对贪污的“凶神恶煞”式的政策。新加坡非常幸运，作为大权在握的国父，李光耀恰巧非常厌恶贪污；在李光耀的严厉呵斥和垂范之下以及高薪养廉之下，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的高官们也基本上个个廉洁自重。

　　李光耀还以严峻繁复的法律管理着居民们的储蓄方式、居住模式、上班行车模式、在自家阳台上种养植物的方式、言论模式、交往方式，甚至一些本该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也列入了“法治”范围。如果说新加坡政府是以“市政管理”、“家族管理”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也不过分，政府如此事无巨细地插手社会事务和私人生活，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在执政风格上李光耀很像一个东方家长，新加坡人固然可以衣食无忧，但终归感觉生活得有点拘束和沉闷。

　　“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不少知名的自由主义者是伦敦经济学院(LSE)费边主义大师哈罗德拉斯基的信徒，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费孝通等人，更是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他们的来自东南亚的师弟李光耀一样，都受到了拉斯基学说的直接熏陶。然而，后来罗隆基等人的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理想被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所替代，而有机会在新加坡执政并实践费边社会主义的李光耀，却发现了这一主义中的若干“弊端”，转而寻求一种更实用的“社会主义”。

　　李光耀虽然聆听过拉斯基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他的英伦求学生涯也很幸运地赶上了斯大林模式之恶被逐渐揭露的时代；同时，李光耀的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掌权的LSE大师兄们搬用拉斯基学说在经济、政治上所遭受的挫折也让他警醒。东南亚一些左派政党的极左做法，也让李光耀不屑与之为伍。他说他不喜欢这些左派政党，“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年纪较轻、思维缜密的李光耀似乎注定要从费边主义的信奉者变成它的修正者。起初，李光耀接受费边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也接受了“积极的政府”和混合型经济的理念，以至于创设了一种较温和的全能式政府体系。他也接受费边主义的治国方式：渐进的而非激进的。

　　但最终，李光耀更倾向于“老式的社会主义”——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给予公民平等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才能和为自己赢得财富；他反对费边主义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倾向于自由市场制度，对于费边主义向富人征收重税的主张，李光耀也不赞成，他认为“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新加坡立国之初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创造财富、开拓税源，然后才是使国民普遍地享受福利。李光耀对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有着高度的警惕。

　　在政治领域，李光耀也偏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言论自由原则，以至于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开除。李光耀不服气，还组织笔杆子写了一部自我辩护的书，叫做《管用的社会主义：新加坡方式》(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1976)。这很像武侠小说中某个率性而为的人被革出师门却始终认同本派身份的情节。

　　李光耀对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偏爱也有着英国渊源。二战后的英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双峰并峙的两大学说门派。在李光耀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与拉斯基的论战尖锐而持久。李光耀以实用主义者的态度对两人的学说都进行了借鉴和修订，并无师自通地把双方的学说以及东方保守主义的儒式政治思想融会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李光耀方式”印记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给人民以均等的个人发展机会、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与混合型经济、政治上的英式议会内阁体制和东方威权主义、宗教-种族课题上的宽容与多元、社会管理上的“胡萝卜加大棒”主义(有分寸的福利政策加严苛的法律约束)。

　　涉过时代的惊涛骇浪

　　李光耀的社会主义理念有着非“革命”、非“共”的英国式底线。英国300多年来的议会政治、反对革命的传统给了李光耀深刻的印象。他也看到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动乱，保守党议员只是在国会和选区里文质彬彬地辩论和质疑而已。

　　英国是一个300多年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费边社会主义弃革命而取渐进式变革道路，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潮。当然，在这主潮之下，仍有众多不同的模式，包括李光耀创设的“新加坡式的社会主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加坡，曾经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可能走向经过李光耀修正过的费边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左派政党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当时人民行动党内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激进左派彼此摩擦，正是这种十字路口态势的反映。最后，是李光耀一方侥幸获胜。

　　作为一个“老式社会主义者”，李光耀对“新兴”的福利国家模式和苏联模式，似乎都有着先知先觉式的抵制。他被社会党国际所不容，也被东南亚左派力量所痛恨。后来，福利国家和苏联模式都失败了，李光耀掌舵的新加坡却涉过时代的惊涛骇浪，生存下来并成长为一个富裕的、极具竞争力的国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也一直被外界舆论所诟病，笔者也对这种做法总体上持质疑态度。但是，有两种猜想是值得一试的：(1)如果新加坡在政治上采取“李光耀方式”的反面，今天的新加坡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强敌环伺、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新加坡今天是否还存在？(2)如果把1965~2025年这6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如果20年后(2025年)新加坡实现了较充分、成熟的自由民主，那么前40年的“李光耀方式”是不是一种代价最小的铺垫和一个可以接受的历史阶段？对于这样的猜想笔者并没有绝对的信心指向：既没法坚信“李光耀方式”对于新加坡来说是最恰当可行的选择，也没法坚信“李光耀方式”对于新加坡来说不是最恰当可行的选择。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国家采用同一种“方式”，也可能会有多样的结果。

　　而新加坡在制度和政策上正在静悄悄出现的变化，让人感到因国情、时势而变，才是最恰当的“方式”。新加坡在1993年开始采用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一个权力比过去大得多的总统，以制衡权力过大的内阁。在吴作栋执政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注重在扶弱济贫与鼓励竞争之间谋求平衡，并且重视培植一个建设性的高素质的公民社会。对于现任总理李显龙来说，他父亲的时代，终究会过去，新加坡在新的时代，无疑应当寻求新的“新加坡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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