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瑞典百姓众生相

　　>张兵 文

　　1984年至1988年，我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领事部工作期间，接触了不少各阶层的瑞典人，也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它使我渐渐地认识了瑞典人。

　　政府官员、小孩、农民

　　1984年9月，领事部从使馆搬了出来。随着中瑞关系的发展，双方的公务、商务及旅行人员越来越多，在门道设置的狭小的接待窗口，已满足不了工作的需要。新址在距大使馆不远巴尔德士街7B。房东是位政府官员，属中产阶级，住7A。两家共用一个过道儿和一个小后院。

　　1985年新年，房东请领事部人员吃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踏进他家门。只见

　　女主人端着香槟酒，杯边还插着一枚红樱桃。小半杯淡绿色的酒，溢出了清香。望着那晶莹剔透的酒杯，主人的殷勤好客似乎就在这红绿相间的酒杯里。相互祝贺新年后，晚餐开始了。没有劝酒，没有让菜，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先吃开胃的蔬菜沙拉，然后是正餐，鸡块烧土豆，外加面包黄油。正餐后上水果、蛋糕、冰淇淋，最后是咖啡和茶。当时，我感到很奇特，这和国内过年，尤其是过春节时的八盘八碗相距甚远，也和国内的猜拳行令、推杯换盏大不相同，似乎不像过年。

　　很明显，房东一家属务实、节俭类型。但他们对晚餐的精心安排，确实让人心动：浆洗得平平整整的洁白的桌布，配上镀银餐具，一盆火红的圣诞花“开”在餐桌中间，给人以清爽、热烈、明快的感觉。席间流淌着轻轻的瑞典民间音乐，像从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走来的边歌边舞的少女。电灯全关掉了，烛光在餐桌上摇曳，像在叙述着瑞典人民辛劳的过去。大家轻声交流两国不同的新年(中方主要是春节)风俗及各自的感受。那么轻松，那么自在，似乎一年的疲劳都被化解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人家里过年。

　　房东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我们喜欢喊他贝贝。在后院的一角，养着一只小白兔。白天在后院草坪和过道里跑来跑去，不拴，到晚上才关进笼里。贝贝称它为白兔妹妹。贝贝每天从幼儿园回来，都要同它玩耍很久。也许是混熟了，贝贝和小白兔常常来领事部“做客”，有时是贝贝抱着白兔妹妹来，有时是分别来。忽然有一天，小贝贝冲进领事部，哭着说，他的妹妹丢了，问我们看没看见他的小白兔。我们也慌了，找遍了几个房间的角角落落，哪有小白兔的影子？我们答应下班后帮他再找，他才抹抹眼泪回家了。

　　一连几天，没有了小白兔。孩子的眼窝下陷了，领事部也似乎冷清了许多。一天早晨，一位瑞典老人来办签证，进门就问：“你们知不知道7A丢的小白兔找到了没有？”我们忙回答，还没找到，并指着门口的电线杆说，寻兔启事还贴在那儿呢！老人笑笑说：“那好，明天我保证给他找回来。”并告诉我们保密。我们狐疑了半天，忽然明白了。从他填写的签证表中，我们找到了答案：他是郊区的农场主，家里很可能养兔子。第二天贝贝抱着兔子，飞也似地跑进领事部：“我的小白兔妹妹回家了，它还认识家呢！”我们都暗暗地替他高兴。从此，送小白兔的老人不仅成了房东一家的朋友，也成了领事部的朋友。记得那年秋天，老人请领事部的人去参观他的农场。在那里，我们品尝了农场种植的专供西餐配餐用的小小土豆。它们一般大小，圆圆的，味道鲜美极了。

　　女医生

　　记得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匆匆闯进领事部，手里拿着一本英国护照和一份填写好的签证申请表，还有一张刚刚收到的中方邀请函(传真件)，急火火地说：“我要申请加急签证，我是个医生，需要赶快去中国接伤员。”我们劝她别着急，先坐下来擦擦汗，我们会尽快审查完她的证件。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坐下了。

　　我找出来国内发给领事部的邀请函，仔细核对，没有问题。同时，我也回忆起，数月前，一支瑞典登山队曾来办过团体签证，眼下，一位登山运动员摔伤了，急需接回瑞典治疗，这位女士就是被派去接伤员的。救人如救火，我们立即答应为她办加急签证。她很高兴，再三表示感谢。

　　这是一位侨居在瑞典的英国人，我仔细查看她护照的有效期，核对姓名。突然，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起来：“你叫什么名字？”“小妈妈”(英文为Little mother)她斩钉截铁且笑容可掬地回答。“小妈妈？”我反问道。“是的，就叫小妈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你一定觉得奇怪，好吧，我给你讲讲这个名字的来历。小时候，我最喜欢布娃娃，黄头发的、黑头发的、白皮肤的、黄皮肤的、黑皮肤的都有。我经常给他(她)们喂奶、洗澡、换衣服、看病。我是他(她)们的‘妈妈’。久而久之，父亲、母亲、亲戚、邻里就喊我‘小妈妈’。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母亲就正式给我更名为小妈妈，当然，姓是不能改动的。”见她眉飞色舞地叙述着童年的往事，我们也都动情了。她接着说：“我为有这样的名字而自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现在，我都珍爱这个名字。”我开始用敬重的目光审视这位中年妇女。是的，“小妈妈”仍初衷不改，对她的“儿女们”——病人还是那么忠心耿耿，继续她的与生俱来的呵护天职。

　　工程师、职员

　　记得有一年12月下旬，一位工程师急匆匆地赶来办商务签证，还未等我们审查他的证件，他先提出了个问题：“你们中国的新年(指春节)是哪一天？”我一下子被问住了。长期在国外工作，已习惯了公历，农历很少用，手头又无相互对照的年历。就是有，也是当年的，第二年的尚未准备，但我似乎有点印象，便脱口而出：“可能是2月10日。”话音未落，他火了：“什么叫可能？我问的是确切日期。你们身为中国人，怎么连自己的新年都不记得！你可以问问西方人，哪个人不知道圣诞节是哪一天？”我也有些火了，便大声解释道：“西方圣诞节的日期是固定的，而按公历计算的中国春节的日期，每年都不相同，这怎么可能相比呢？如果你必须知道它是公历的哪一天，那么请你稍等，我可以帮你查找。”他又不等我说完，便抱怨开了：“我是去做机器安装和培训的，按合同，应该是5天完成，如果中间遇上你们的新年，都放假了，我该怎么办？”看来他焦虑得有道理，我们做签证工作，应该熟记中瑞双方的重要节日，以方便顾客，便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是我工作不细，我马上去查。”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查到了，还真是2月10日。于是我肯定地说：“是2月10日。”客人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记得那是1986年圣诞节前两周的一个上午，一位某大公司的职员拿着中方的邀请函，申办两次入出境签证。因邀请函到得晚，而要求客人入境的时间又很急，只得办加急签证。我们前后台立即忙碌起来。下午一上班，他便来取签证，并再三表示感谢。当晚，我在核对签证表时，发现给那位客人做的是一次入出境签证，我慌了。按领事部规定，做任何证件(签证、护照、公证、认证等)必须要做到收件、做件、签字、发件仔细核查。为什么这四道都未堵住这个错情？我抱怨，都是因为赶急件，不然就不大可能出这起错情。但转念一想，觉得不该抱怨。该办的急件就得按规定办，关键还是粗心大意，不能强调客观原因。于是我立即按该人签证表上填写的家中电话号码打电话。他夫人说，他没有回家，已经去了中国。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可能到圣诞节吧。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经请示领导，我又一次给他家打电话说，由于我们工作疏忽，给客人带来不便，对此表示歉意。请他回来后，到领事部再补办一次签证。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接到了那位客人的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们：“由于你们给我办了加急签证，抢出了七天时间，我在中国的工作已完成了，不用再做一次签证了。”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保安员

　　领事部对面是某国使馆，门口经常站着两名保安。由于彼此是邻居，经常搭讪，便熟悉了。他们是瑞典人，从未到过中国，但去过埃及和印度。他们问我们，中国和印度都信佛教，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一样？我们向他们解释，并希望他们亲自到中国看一看。他们说，一直有这个打算，但总未成行。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找了一本中国简介和一本英文版中国画报送给他们。当他们翻阅到

　　那年冬天，雪下得格外多。三两天就是一场雪，有时厚达2—3尺，甚至封住了门。为了方便顾客，我们需要早赶到领事部扫清路面积雪。那时，领事部人手很紧，工作量很大，一大早，门口就挤满了申请签证的人。有一天又下雪了，我们照例提前赶到，却发现通往领事部的小路已经被扫得干干净净。是谁干的呢？我们向四周望了望，没有别人，只有对面的两位保安在踱着步。我问他们：“是谁帮我们扫的雪呀？”他们说：“没看见。”我更诧异了，门对门，怎么会看不见！我忽然明白了，为了证实我的猜测，在随后的一场雪纷纷扬扬地飘落时，我早早赶到领事部，远远望见两个人正在领事部门前扫雪。便悄悄地溜到他们身后，大声说：“是谁把我们家的雪偷走了？！”两位保安嘿嘿地笑了。

　　顾客与商人

　　我们常去“老头店”买小电器，这个店名是我们起的，因为店里店外就一位老人。店小，生意却很兴隆。记得我第一次去那儿，就碰到一桩奇事：一位

　　我在城南的一家照相机馆买了架儿童幻灯机，正值大减价，顾客很拥挤。当我拎着装幻灯机的袋子出门时，门铃发出警报。这是偷东西的信号，我吓了一跳，被迫折回身去。刚卖给我幻灯机的小姐抬头看见是我，脸刷地一下红了，她从柜台里挤出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真对不起，是我疏忽，没给您的商品消磁。”说着，她拿出幻灯机，在一架机器上“过”了一下，然后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把东西还给我，将我送出门。当我回头抬手致谢时，她第三次向我鞠躬，我照样还礼，心里火辣辣的。尽管那店离我的住处很远，我还是跑去看过她几次。后来，我把在莫斯科拍的两个胶卷送去冲洗。不巧，她外出休假了。取照片时，接待我的一位小伙子，他手里拿着印好的照片和剪好的底片，抱歉地说：“有一张底片，在自动切制时没有对准，给切断了。”我一看，是唯一的一张莫斯科大学全景，我很心疼。小伙子明白，便又对我说：“我知道你去莫斯科一趟不容易，为弥补这一损失，送你两个胶卷，这次的冲洗费也免收了。”

　　为了促销，商家经常运用各种广告手段。位于市中心的一家大皮货店门口贴出了广告：“本星期日上午9时起减价出售皮大衣15件，每件30克朗，售完为止。”一位朋友拿着星期六的晚报来找我，约我一块去买，但报上登的时间是下星期一。于是，我告诉他：“今天有人见到店门口贴的广告了，可能是明天卖，你去碰碰运气，我有事儿不去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去了。9时整，店门开了，人们一拥而上。售货员高声道：“对不起，门口的广告牌写错时间了，请大家星期一来买。”一位顾客不悦地说：“我们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难道白等了吗？”另一位操着西班牙口音的人用英语同售货员交涉：“应该赔偿损失，这是你们工作上的失误。我若去打工，两小时也能挣100克朗。”售货员便去找经理。经理忙出来向大家致歉：“由于我们工作马虎，害得大家白等了两小时，为补偿顾客们的损失，每位发赔偿费100克朗。”-

　　(作者曾任中国驻瑞典、加拿大、新西兰使、领馆外交官，现为外交笔会会员)

　　相关专题：《求是》-《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