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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为什么偏偏是美国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4日12:30 新民周刊

  为什么偏偏是美国?

  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说:“卡特里娜飓风是天灾,也是人祸;是大自然造成的悲剧,也是政治的悲剧。”

  撰稿/苏庆先(记者) 吴晓鹏

  新奥尔良之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尽管“马后炮”常被认为于事无补,但事实的确如此。

  数年来,美国研究者早已预见了一个事实:对美国来说,一场超级飓风并不比恐怖主义更仁慈。他们制作精细的电脑模型,已将一场大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的后果提前呈现。他们已经预计到:保护城市的堤坝将无法支撑,成千上万的人将被抛进汹涌而来的洪水中。他们甚至描述了屋顶营救的情形,以及——新奥尔良80%的土地被淹没,有毒的浓汤(新奥尔良的海鲜杂烩汤很有名)在街区间漂浮。而新近披露的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2004年的一份文件显示,如果有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将造成百万灾民和多达35万人无家可归的惨况。

  然而,美国怎么又会落到如此地步?这个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有着发达的基础设施、雄厚的财力以及丰富的对付风暴的经验,为什么最初只能在晚间新闻里看着孩子们在脏乱的避难所中哭闹着要食物?为什么飓风过后3天,当新闻记者已深入到那些绝望的人群中时,军队和救援队还不见踪影?为什么飓风过了几天后灾区仍处于一片混乱中?

  从表面上看,责任在谁已经很清楚了,从白宫到FEMA的官员,从联邦到各级地方,再到新奥尔良市临阵弃职的警察。正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自然灾害实验室主任苏珊·莱特(Susan Latter)所说的,“整个体制都崩溃了。”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公共政策专家顾丽梅教授告诉《新民周刊》,美国是一个民主体制。飓风发生前,它已经预见到了,也对公民提出过警告,希望居民撤离。但由于这个国家比较强调公民的自主权,公民如果不愿意搬走,政府是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的。如果是在中国,灾难发生时,我们可动用公共权力强制公民离开,这也是民主集中体制的一个好处。而在所谓的民主国家,这样一个强制力就变得很薄弱,因为它要尊重公民的自主权和他们的选择。

  还有一个重视度的问题。尽管早在数日前就精确预报了飓风的登陆地点和时间,但新奥尔良的官员几乎毫无准备。同时,从密西西比州到联邦各级政府,大量的财力和人力都被用到了反恐战争中,人们在提防人灾的同时,大大低估了天灾造成的威胁。

  美国《时代》周刊不禁扼腕叹息:因为美国各级政府机构都在减税并承担着预算的压力,曾经为整个世界所羡慕的紧急反应能力已经减退。卡特里娜飓风最后变成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难,就一点都不足为奇了。

  再进一步说,卡特里娜飓风还可以被看作一次“检验”。它对美国社会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是撕裂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神话,暴露出美国社会种族和阶级真正的断层面。

  飓风来临前

  飓风之所以能置人于死地,是因为人类执意要在它们的前进路上安居。新奥尔良——这个兴建于密西西比河与庞恰特雷恩湖所形成的低洼地带的城市,就是上述结论的最佳例证。尽管它被亲热地冠以“快乐之都”,但“这儿是傻瓜们的乐园”。研究飓风30多年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飓风研究中心主任史蒂芬·里德曼说。

  新奥尔良市坐落在原本是湖底的位置,没有人建议这座城市应搬到更安全的地方。而且,当地政府原本应该修筑更高、更坚固的堤坝,来支撑并不连贯的海岸线。事实上,在这场致命飓风到来之前,正是这些堤坝承担着抵御三级飓风的重担,而自然灾害专家已多次指出,更凶猛的风暴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时代》周刊指出,修建能抵御更高级飓风的堤坝的工作本应该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1996年,美国国会曾授权路易斯安那州防灾控制工程部门修缮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堤坝、排水管道和抽水站等设施。但国会和相关行政部门却并未全力资助这项工程。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资金匮乏的状况已非常严峻。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原是美国的骄傲,尤其是在密西西比河道的水利整治上,以及在防范包括新奥尔良市在内的密西西比河口三角洲地区的水灾上,它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陆军工程兵用于新奥尔良市堤防工程的经费屡遭拖延和削减。

  一份由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美国陆军工程兵共申请了4.96亿美元的资金,而政府却把资金压缩到了1.665亿。尽管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2.495亿美元,但这只达到了工程所需资金的一半。陆军工程兵计划采取的其他措施,如加固新奥尔良、庞恰特雷恩湖及邻近地区的飓风防护工程,都未得到足够资金。2002年,小布什政府甚至将陆军工程兵部队司令麦克·派克(Mike Parker)解职,只因为他曾支持一项由国会议员提出的用于密西西比河下游防洪工程的1.88亿美元的预算。就在今年6年,被减掉7000万预算的陆军工程兵部队不得不叫停了它在新奥尔良市的工程建设。而不久前一个旨在使新奥尔良免于五级飓风之灾的新的研究项目也无疾而终。

  然而,即使陆军工程兵拿到足够资金就能避免新奥尔良灾难吗?事实上并不尽然。

  尽管来自美国的许多声音都说,之所以防御失败是因为阻挡洪水的障碍物漏水了。但史蒂芬·里德曼却说,“风暴的浪头只有3-4米高,根据我们的模型估计,这样的漫堤不会是导致惨剧的原因。”如果是堤坝因被洪水漫过而失去了作用,那就意味着这场飓风至少比三级飓风要猛烈;如果是因为有漏水现象,那么也就意味着堤坝和它的维护存在着很大问题。

  不管怎么说,“9·11”事件后,美国对防洪堤坝的忽视是造成此次灾难的祸首之一。经验丰富的美国自然灾害专家丹尼斯·米勒蒂(Dennis Mileti)说,“我们把自然灾害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而把注意力转向了恐怖主义。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转变不好。因为我们原先没有对付恐怖主义的计划。但是自然法则并不会因“9·11”而废止。”

  2001年10月,美国国会科学委员会举行了一场被称为“防御美国风暴”的讨论。当时,联邦飓风高级调研员克里斯多夫·朗诗Christopher Landsea在讨论时说,“我们应该预计到,在未来二三十年,甚至40年里,会有强烈的大飓风。”不幸的是,许多会员当时并不在场,他们都在五角大楼参加“9·11”的纪念仪式。

  不久之后,FEMA被降级,并入了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曾为FEMA工作过24年的飓风计划负责人威廉·梅西William Massey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重心移到反恐之后,FEMA的影响力遭到极大削弱。”对美国政府官员们来说,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大自然母亲”。

  一年前,当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飓风中心副主任艾弗·希尔登Ivor Van Heerden建议FEMA储存帐篷以备房屋倒塌之用时,一个来自FEMA的官员对他说,“美国人不住在帐篷里”。希尔登则告诉他,“最终人们因为住了帐篷而愿意吻你的鞋子。”

  卡特里娜飓风于8月25日那一天得名,因它形成于巴哈马群岛。当它达到三级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已是不可避免了。“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演习,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新奥尔良市市长C.雷纳金在新闻发布会上命令市民疏散。“用木板挡住你们的房子,带上足够的药品,汽车加足油。这次来的飓风不同以往,因为它直冲向新奥尔良。”在FEMA的催促下,布什总统在同一天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态,在该州周围的基地储藏水、食品和冰块。当时,整个系统似乎开始运转了。

  但是,如同前几次飓风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撤离。事实上,新奥尔良市政府的官员知道最难撤离的居民就住在最可能被淹的地方,但他们已是无能为力了。

  随着飓风不断加剧,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飓风对公共卫生设施影响的研究员开始运作他们的飓风袭击模型。在9月3日晚7时左右,设在州首府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紧急事务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所有的恐怖情形都已显现出来:新奥尔良将被淹没。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清晨,在风暴过去不到24小时,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团队就向联邦卫生局官员报告,说不断涌来的洪水将导致潜在疾病的爆发。直到9月5日晚8时,第一个坏消息传到控制中心,来自疗养院的员工报告说,水位已经以每小时一英尺(30厘米)的速度上涨,这标志着堤坝可能已经失守。

  飓风过后

  灾后72小时是采取救援措施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灾民们最需要得到的是食物、水和药品。曾于1993-2001年期间担任佛罗里达州紧急救助指挥官的乔·迈尔斯(Joe Myers)说:“如果72小时内看不到救援人员的身影,灾区将会陷入混乱。”这是他从安德鲁飓风救灾中得到的教训。

  灾难发生48小时后,第一批国民警卫队开进新奥尔良,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抵达目的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找地方睡觉和打牌。对此,顾丽梅教授认为,这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以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来看,只要有灾难的地方,不管是洪水还是灾难发生,都应该有军队在。但如果了解了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大兵的行为了。在美国,军人是公务员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它的管理和行动效率也是有问题的。它的整个体系反应较迟钝。这也是美国前几年为何要进行公共部门的改革的原因。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职能部门和国家机器,它的反应主要是在战场上。但面对飓风,它的应变能力显然不及中国军人。

  但是对新奥尔良的官员们来说,他们在救灾中的反应迟钝就很难理解了。据说,他们最初低估了灾难的严重性,这种态度从地方开始,并最终影响了华盛顿的决策。在新奥尔良,一些警察因实在看不下去,上缴了徽章,不愿再在这个完全失控的城市履行职责。到9月6日,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已被淹没在6米多深的洪水中。这个时候,美国国防部才将5艘军舰派到紧靠新奥尔良的墨西哥湾——其中4艘舰船是从弗吉尼亚出发的,到灾区需要4天时间。

  早在一年前,在美国政府精心设计的名为“飓风帕姆”的演习中,曾预见会出现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情景,与新奥尔良市的惨状非常相似。但问题在于,当时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现在看起来,灾难初期一些救援工作完全是慌乱而无序的。飓风过后两天,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HHS才给海军舰队发去EMAIL,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为灾区提供救援服务。工业部门的官员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船可以停在哪儿,灾民们如何上船,船可以在哪儿得到食物和饮用水。

  9月8日晚,新奥尔良市长纳金终于在地方电台中大发脾气,“这简直太荒谬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任何人去召开任何新闻发布会。”“我们迅速批准了80亿美元出兵伊拉克。‘9·11’之后,我们给了总统从没有过的权力,以求保卫纽约和其他城市的安全。”他说,“但还有人想告诉我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有我们成千上万的公民在面临死亡或已经死亡,而我们却无法批准给予他们必需的援助物资?”

  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吉姆·麦克格雷这样告诉《时代》周刊:“我曾和白宫工作人员谈论过此事,我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说过,我和军队领导人也说过,当然,我还和州政府紧急事务应对官员说过,但是看起来,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没有任何人知道该怎样采取补救措施。”

  为什么会这样呢?顾丽梅教授分析说,原则上地方政府是和公民直接打交道的,应该说它要承担较大的责任。但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有责任。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与中国不同,中国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央政府,服从中央领导;但在美国不是从属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为何说联邦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因为美国强调的是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能部门和职员,不像我们中国的地方政府那么庞大。比如说,美国很多城市议会的构成人员多为兼职,而不是专职。所以地方政府的职能有时候不是很全面。

  譬如在美国,如果有一个城市较小,可能就不提供警察服务,也不提供消防服务,而只负责供水供电。其他的城市负责提供警察和消防服务。它们之间可以签订契约,进行合作。所以在地方政府层面,力量是很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飓风,联邦政府就要起协调作用。

  这场灾难告诉美国人一个道理:就像在战场一样,即使拥有最好的武器,没有好的领导和有效的沟通也是不可能胜利的。

  有序社会因何崩溃?

  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巨大伤害,绝不亚于4年前的“9·11”恐怖袭击,可是美国政府和国民在两场突发灾难中的反应和表现,却形成了巨大反差。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朝野各部门、各阶层都在第一时间里全力以赴,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救援,平民和救援人员在灾难后表现出的镇静、团结、互助和牺牲精神,令人动容。

  这种出色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及时的善后,体现了美国所谓优越的“公民社会”的传统和体制。

  再看4年后发生的天灾。这场飓风事先得到准确预报,按理说美国应付处理灾变的能力应优于“9·11”时期,但灾难过后,一面是政府部门救援行动的拖拉缓慢,一面是发生在灾区的抢劫、强奸、吸毒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大爆发。

  与“9·11”事件中井然有序、互助合作的“公民社会”相比,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灾后的新奥尔良市陷入无政府状态,简直就是“有序社会的完全崩溃”,犹如战后混乱初期的伊拉克。“这儿既没有A计划,也没有B计划。” 一名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曾这样结结巴巴地告诉电视机前的美国人。

  面对同样突如其来的灾难,政府和平民的表现为何会有天壤之别?

  “9·11”事件的遇难者多数是美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而且遇袭地点牵涉到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枢纽,因此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关注,也唤起了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同时,当时一些国内问题,如失业、贫困等,也被掩盖起来。这次飓风灾难中,这些内在矛盾一一下子迸发出来。另外,顾丽梅教授认为,美国在处理“9·11”事件过程中,体现了民主制的优点;而飓风则恰恰暴露了民主体制处理危机时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再看看此次受灾的新奥尔良居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黑人、拉美裔和老年人,即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

  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字,新奥尔良市的44.5万人口中,黑人人口比例超过67%(全美平均为12%),全市家庭收入是全美的65%,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达到28%(全美平均是12%)。在这里,贫穷和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结果,水灾就变为一个关于阶层的问题,说得再深一些,是一个“适者生存”的问题。

  有例为证。45岁的比尔·洛(Bill Rau)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珠宝店的店主,他在洪水到来前花3000美元买了6张去达拉斯的头等舱机票。而49岁的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则在洪水涌来时,只带着一台收音机和一包速溶咖啡,仍然徘徊在新奥尔良的市中心。他晚上常去落脚的收容所早已关闭,最后被淹死在据说是安全之地的市体育馆。

  “这是我们看到的社会中谁被留在后面最生动的描述。所有那些没有跑出去的,没有资源跑出去的,或是不相信预警的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哈佛大学的社会学专家克里斯托弗·杰恩克斯教授说,“这同我看到的美国社会不相抵触,但是同我希望看到的美国社会完全不同。”

  在美国,已有一些黑人政治家站出来抨击缓慢救援背后的“种族歧视”。美国国会黑人同盟前主席、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利亚·康明斯(Elijah Cummings)便疾呼,不该让历史在书写“卡特里娜飓风”一笔时这样描述:“谁生谁死的分界线就在于贫穷、年龄和肤色。”

  如今,布什总统的夏天并不好过。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率因伊拉克局势和

汽油价格的飙升又降到新低。从6月中旬到现在,9次民意测验有7次显示,至少一半的美国人不支持小布什目前的所作所为。

  现在还很难说,突发的飓风之灾会不会更进一步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9·11”后美国公众对布什政府的信心和支持正在被飓风之后的政治风暴所撼动,美国本年度的政治重心已从波斯湾转移到了墨西哥湾。国内问题转而变为压倒一切的问题,与此同时,种族问题——这一让美国人头痛的问题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飓风不会改变美国人对黑人的看法,历史也不会因这一次事件而改变。”顾丽梅教授说。

  正如美国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所说的,“卡特里娜飓风是天灾,也是人祸;是大自然造成的悲剧,也是政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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