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普通国家化战略下的日本何处去

　　作者：李勇(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9月11日的大选。这一结果，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所谓的“意外”，则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对日本政治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缺乏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小泉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表明，小泉政府所实行的国内外政策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9月13日，共同社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小泉的支持率几乎

达到60%。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却坚持认为，破坏中日友好大局，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只是少数政治家和一小部分右翼势力。

　　正是由于认识和现实的背离，我们对日本发展趋向的判断往往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认为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已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认为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仍占主流，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如果仅仅从各种具体问题的层面去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则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境地。如果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待这些问题，则既不奇怪，也不意外。冷战结束后，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始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当前日本的一系列政治行为都是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必然结果。

　　“普通国家”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日本政要小泽一郎于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计划》一书。该书称：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实行”，为此要“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作出国际贡献”。

　　表面上，“为国际安全做贡献”和“为国际经济做贡献”是战略目标。但是，从冷战结束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实践看，成为自主性的大国才是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质，自主性构成了“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一会儿要求日本独立于美国，一会儿又希望日美同盟能够控制日本军事大国化这样一种两难境地。

　　国家战略设计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战略目标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日本首先通过改变国民意识，强化国家观念，为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奠定思想和舆论基础。日本政府把取得国民认同作为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的重中之重。日本是一个注重舆论一致的国家，民族的群体意识很强。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判断是非通常不是基于自身的标准，而是根据所在团体的价值取向。美国学者米尔顿·埃兹拉蒂认为，即使是今天，“这种文化方面对团体的尊重仍是日本政治家、官员和多数社会评论员在公开场合的主流姿态”；“在这个社会里，服从集体和接受其他人意见总是高于个人的看法”。

　　通过冷战后十余年的努力，“普通国家化”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整体价值取向。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在分析日本政治变化，特别是某些政治家的“普通国家化”主张时，我们经常说这只是日本少数右翼政治家的主张，并不代表日本人民的真实意愿。这种说法既忽视了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也不符合当前日本政治的现实。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在日本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好转，并且日本政府防卫政策调整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小泉为什么在日本民众中获得了这么高的支持率。

　　其次，日本试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对“普通国家”地位予以法律上的确认。按照日本国内的说法，修改宪法无非就是为了“恢复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或者“扫除自卫队参加海外军事行动的障碍”。因此修改宪法主要是对日本的“普通国家”地位的确认。

　　当前，修宪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共识。9月13日，据日本的《每日新闻》报道，新当选的日本众议员中有84%的人主张修改宪法。这表明，修改宪法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真实情绪。当前日本已经具备了修改宪法的国内基础。其实，在一系列外围立法的强烈冲击下，“和平宪法”许多内容已经名存实亡。修宪与否已经不再是日本政治和我们分析日本未来走向的主要问题。我们不能再幻想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潮能够阻止“和平宪法”的修改，从而制约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我们也许应该考虑的是，面对军事大国的日本，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失。

　　再次，日本借助日美同盟，加速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实施。在新世纪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依然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尽管从表面上看日本外交依然处在冷战期间的“日美基轴”的轨道上，但其内涵和作用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日美基轴”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被动外交，而是日本通过战略权衡认可的、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最佳路径。因为，这样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扫除国家战略转向的障碍，日本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息周边国家，特别是中、朝、韩等国对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外部压力。

　　日本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本国的“普通国家化”，而不仅仅是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加藤良三说，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值得信赖、最好说话的伙伴和盟国而采取行动，不是追随美国，同盟不是“命运共同体”，而基本上是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表明强化日美同盟与其说是日本的长期战略，不如说是一种策略选择更为合适，其终极目的依然是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因此，那种认为只要日美同盟存在，日本就不会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试图利用日美同盟来制约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做法，没有真正看到日本这种政策选择的真实目的。另外，一些人试图通过鼓励和支持日本的独立性，来达到瓦解日美同盟，实现中日联合反美的战略选择，既不可能达到目的，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末期，日本国内曾经出现过“日美中正三角关系”的说法，当时就遭到了日美两国政界和舆论的激烈反对，在小泉明确把日美同盟作为发展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的今天，中日联合反美的说法无异于异想天开。

　　另外，日本还加强了联合国外交，试图在国际上打破战后体制的束缚，以此来推进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一方面，日本把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的参与作为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日本加强了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追求。

　　冷战后，日本推行的以“普通国家化”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转型，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理想主义的空想，而是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认识到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是日本推行以“普通国家化”为核心的国家战略转型所致，而且日本推动“普通国家化”战略的方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这应该是我们对未来日本政治走向以及中日关系发展作出判断的一个首要的大的前提。日本之所以敢于在当前通过对华强硬化来彰显其自主性，主要是基于以下战略判断：中国目前正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来自日本的投资和经济援助。

　　只有对日本的战略企图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在战略上做出从容应对。中国应该认识到，当前日本对中国的挑战更主要是一种战略上的挑战，不是仅仅通过“求同存异”就可以化解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过于注重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就会在国家核心利益——安全利益上受到损失。因此，中国只有使日本在推行通过对华强硬彰显自主性的战略选择时遭遇重大战略损失，才能使日本在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过程中重新定位中日关系，重新认识到中国在其“普通国家化”战略中的地位和分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日本频频挑衅中国的行为。

　　从长远来看，日本成为“普通国家”也是无法阻挡，这是我们对日本未来走向的一个大的战略判断。就像美国学者卡赞斯坦所言，日本不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却缺乏相应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的国家。但是，日本在当前推行“普通国家化”战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过于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忽视他国合理的国家利益的倾向，却让我们对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后的世界前景无法把握。尽管现在就说日本将来会重蹈覆辙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在对日本未来走向进行预测时，任何建议和实际应对措施都不应该不顾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对此，中国宜未雨绸缪，及早筹划，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并为一旦发生这种事态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而做好准备。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对日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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