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晴
英国《世界新闻报》2月12日报道了两年前驻伊拉克英军士兵殴打伊拉克青年的事件，有关录像在媒体上也广为播放。继美军伊拉克虐俘事件曝光之后，伊拉克战争中英军丑陋暴行也逐步显露于世，让人惊骇，也引人思考。
英军士兵的暴行是两年前的事。在两年期间，无论当事者，目击者还是后来的知闻者，大约都不把这件事视为暴行或羞耻，否则，这件事也不会在两年后才曝光。两年后，这件事以录像的实证方式公之于众的时候，却引起社会大哗、人群惊骇。两者的反应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似乎可归纳为一种“战地文化”与“和平文化”的落差，也就是说，在一个正常、和平的社会中难以容忍的事情，在战争环境中却可以频频发生，并被视为正常。战争造成的人性扭曲、心理变态，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们相信，美军和英军的暴行，不会仅限于录像证实的几件，没有被录下来、照下来的事情还会有很多。只是在特定的战地圈子里，这些事被忽视、被容忍，被包裹起来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为此事做解释时说：“大多数英军士兵是好人”，这种解释太小儿科了。
如果说，英军士兵的行为得到了一种“战地文化”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们的行为却没有得到“战地法制”的制约。在两年后事件曝光后，英国政府和军方表示要追查，这恰恰证明，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军内部缺少自动纠错的法制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和监察的机制。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一直试图建立某种战争文明。中国古代的宋襄公是个战争中迂腐的典型，但也是一个试图提出战争道德（如“不杀已降、不擒二毛”之类）的先行者。近代，国际社会针对战争中对待战俘、平民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公约体系，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普遍意识。但伊拉克战争中的种种虐待事件说明，在一些国家，在最需要普及战争文明的军队中，这方面的工作尚付诸阙如。
在“美军虐俘”、“英军暴殴”事件背后，有两个意识形态因素值得探讨。一为“文明优越感”，二为“占领者心态”。在美英官方宣传下，在美英士兵的心理中，普遍存在将自己视为“解放者”，“先进文明的播种人”的倾向。这种心理势必导致一种对伊拉克人民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的蔑视，也由此引起诸多风波。“占领者心态”则是由占领的事实决定的。占领的事实往往会让占领者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心态，从而诱发出人性中种种丑陋的因子。
战争是人类对抗的最高暴力形态。尽量减少战争形态的伤害性，大约是建立战争文明的初衷。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但在战争尚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还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