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美国式慈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达维报道

　　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引导、规范高收入者的行为，仍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

　　375亿美元，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用来建设三峡工程的话，可以完成一个半，他的拥

有者没有把这笔财富留给子孙后代，而是把它投向了一项比三峡工程更为复杂的事业，就是战胜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疾病。

　　2006年6月26日，世界第二大富豪、75岁的美国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签署捐款意向书，正式决定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其所持有的财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85%，按照当前市值计算，这笔捐赠约合375亿美元。从今年开始，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将逐渐转移到比尔·盖茨夫妇所建立的盖茨基金会等5个慈善基金会。这笔捐款创造了世界纪录也震动了美国和全世界。

　　盖茨夫妇表示，巴菲特的决定让他们“发抖”。“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巴菲特的决定充满敬意，这将大大促进这个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事业，我们对此非常感激。”巴菲特在签署捐款意向书时说，他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带动更多的富豪为慈善事业慷慨捐献。

　　巴菲特成了美国版的“活雷锋”，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是什么土壤和环境让“活雷锋”们在大洋彼岸前赴后继，他们的慷慨行为是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值不值？

　　让慈善成为一种事业

　　创建于2000年的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益信托基金，一直致力于提高贫困国家的公众医疗尤其是控制非洲的疟疾、

　　2006年6月16日，巴菲特宣布捐赠的10天前，比尔·盖茨就宣布，在今后2年的时间内逐步淡出微软的管理工作，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上，致力于全球健康以及教育工作。他说，“离开微软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我为人生拥有微软和慈善事业两个追求而感到幸运，我已经做好改变的准备，微软的前景亦会更加光明。”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网站上，巴菲特声明了对捐赠之后的要求：首先，盖茨夫妇两人中必须至少有一个活着，并有对盖茨基金会的决策能力；其次，基金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条件，将捐献只用于慈善事业；最后，从2009年开始，基金会每年对外进行慈善事业总花费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

　　是相信盖茨的管理能力，巴菲特才放心把300多亿美元的资产交到了他的手里，从事他所希望的事业，而对盖茨来说，意味着事业的一个全新的开始。他的角色将从一个商业企业家，向一个社会企业家转型。

　　在《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中，戴维·伯恩斯坦引用德鲁克的话说，“社会企业家改变了社会的性能。”作为一名社会企业家，盖茨将应用他所获得的财富，造福给予他财富的社会。

　　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经说，只赚钱的公司是一个穷公司。卡内基也曾经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们在有生之年就把自己的巨额财富回馈给社会。卡内基基金会帮助建立了美国大多数的公共图书馆，而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帮助奠定了现在研究型大学的雏形，而且提高了医生们的培训条件，并且为黄热病找到了疫苗，它所倡导的绿色农业革命让世界上许多国家摆脱了饥饿，有估计说这次革命挽救了15亿人的生命。

　　在前人的感召下，比尔·盖茨也说，巨额财富对他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

　　盖茨说，巴菲特的加入几乎让基金会每年所能提供的支持增加了一倍，达到30亿美元，也让它的影响增加了一倍，但是他也承认，尽管增加了一倍，对于贫困国家的人来说，每人也只有1美元。

　　盖茨认为，基金会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召集人的角色，其目标是找到最好的人和最好的项目，所以公司启用的大多数人是职业经理人，只要这些人在基金会的资助宗旨下找到好的项目和好的专业慈善机构就可以了，至于这些善款该怎么花，那就是专业慈善机构的事情了。

　　让税收鼓励行善

　　有人这样比喻：卡内基为美国的慈善事业下了一只蛋，盖茨把它喂成了一只鸡，其饲料则是税收制度。因为，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是高额累进的。收入越高，个税起征点越低；收入越高，税率越高。另外，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也高额累进——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

　　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却可以减免税负，并且对慈善基金会的运作给予大幅减免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高回报。

　　不想缴税的惟一途径就是捐助慈善事业，因此即使是最吝啬的富豪也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有统计表明，税收制度对慈善事业的倾斜，导致美国一半以上的慈善捐款都源于个人。人们借此减少了收入损失，享受了助人之乐，还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所以完整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在这个我们认为崇尚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国家里培育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好苗的宝贵土壤。

　　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95年到2002年，美国人每年捐出的善款总额高达240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接近2%，高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

　　由保守派主政的美国政府正在酝酿逐步取消遗产税。他们指出，一个人有权选择合适的方式把奋斗一生积累下来的财富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这却遭到了美国最富有的一批人的反对。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捐赠仪式上，巴菲特和盖茨共同重申了反对取消遗产税的立场。盖茨称，遗产税可以鼓励人们为慈善事业捐款，不鼓励财产继承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巴菲特指出，即便子女只继承他15%的遗产，也会成为全美1%最富有的人，而他并不相信制造大批世袭富豪的神话。

　　2001年，当布什总统废除遗产税一年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反而予以了最强烈的反对。包括盖茨父亲老威廉、巴菲特、索罗斯等在内的120名美国大富豪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请对我们征税”。富豪们的理由是：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和社会的平衡。

　　巴菲特说，大部分来自社会的巨额财富必须大部分回报给社会。这个原则是累进税制的基础，也是美国保守派们的立场的对立面，因为他们认为，私人的财富属于赢得它的人，而不是别的任何人。

　　美国几大基金会负责人一致认为，这次世界头号和二号富豪联手捐助慈善事业会促使更多人回报社会。福特基金会的总裁苏珊·贝里斯福特评论说：“巴菲特的慷慨令人鼓舞，我们有望看到更多的个人财富被投入到慈善事业中。这也预示着慈善基金可以更多、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让贫穷成为历史

　　2006年7月7日，在巴菲特宣布捐献375亿美元10天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的朋友、U2乐队主唱波诺在“雅虎-问题”上发问说，“我们怎样做才能让贫穷成为历史？”他说，在非洲每天有9000人死于非命，整个非洲大陆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

　　在3天之内，波诺得到的回答达到了两万多条，波诺的人气让更多的人开始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考虑自己该怎么做。有人回答说，我们一直相信的一个谎言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事情总是这样，富人们不捐献也不关心，而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冷漠让我们远离这样的问题。但事实是，我们应该可以爱我们的邻居，而非洲是我们的邻居，伊拉克是我们的邻居，美洲也是我们的邻居。

　　还有人回答说，感谢波诺做了自己没有时间和能力做到的事，但是钱只有在用它做好事的时候才是好东西，钱只有在并不贪婪、并不自私的人口袋里的时候才会被用到好事上。更有人说，人性是帮助人类渡过历史上一次次危机的关键，但是现在人类对于权力的贪婪和渴望毁灭的人性，如果人类无法做出改变的话，面临的结果就是灭绝。

　　“想想我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们的生活，他们的快乐不依赖什么，再想想我们自己是否需要最新的i

　　PoD和高速电脑，想想我能否把一半的钱捐给需要的人，其实人的生存不需要什么，但是把自己的东西无私的给予需要的人是最大的快乐。”有人回答说。

　　印度圣雄甘地说，要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如果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就给自己做一些必要的改变。

　　作为坐拥几百亿资产的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自己住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老房子里，他所居住的地区还被当地政府列为“有损市容”的地方。和周身阿玛尼的华尔街富豪们不同，他平时穿着皱巴巴的西服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美国人曾这样评价：“他将让那些醉心于购买飞机、游艇、豪宅供个人享乐的暴发户们汗颜。”

　　日本环境学家铃木教授曾经这样形容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它是一张生命之网，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当你和你获取财富的社会对立起来的时候，你就把自己从自己生存的环境中孤立了出来，你的财富也无法延续，你的生命甚至会受到威胁。

　　算不算浪费？

　　在得知巴菲特的慷慨捐赠后，《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乔纳森·切特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浪费钱》的文章中指出，巴菲特的这次捐献，去帮助治疗疾病、改善教育，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与其把钱花在这上面，不如花在对美国的政治政策施加影响。因为美国正在取消遗产税。乔纳森·切特说，“他的捐助并不是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出了个人财富和公共政策相比的巨大的局限。”

　　切特认为，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它已经变得贪婪和自私，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商业领袖们所做的事情和现在巴菲特做的一样，就是成为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的社会领袖，他们接受甚至信奉合理的收入调节和税收制度。70年代，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大公司的利润开始缩减，政治开始更多的介入商业行为，商业也变得更加自私而且专注于自己的目标，现在几乎所有和政治有关的商业行为的首要任务是从政府得到更多，返回更少，他们专注于短期的目标，而对于更广泛、而且必将影响到经济环境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

　　切特认为，巴菲特更应该做的事，是把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们联合起来，让他们再去影响其他人，一起推动削减赤字、增加科研和教育投资，支持医疗改革。这样的事业将会在更长的时间内对所有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而不止是第三世界的人们。

　　要用多大代价去影响公共政策，把被滥用的政府资金用到盖茨基金会所支持的事业上，切特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但是他肯定这用不了375亿美元。

　　对于政府，巴菲特是100个不信任。他说：“你可以选择把财产留给政府，或者通过慈善机构帮助他人。我认为，盖茨基金会从这笔财富中产生出来的益处要大于我把它交给美国财政部。”

　　英国国际发展部资深项目执行人欧文·巴德说，现在大多数富人都倾向于建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以让自己名垂青史，但是巴菲特选择了加入盖茨基金会，从这个角度看巴菲特的谦卑是很少见而且值得赞扬的。他表示，尽管巴菲特捐献的数字不少，但是和政府所能够做的事情相比是很渺小的。从减少贫穷这个问题上看，改变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所能带来的改变要比巴菲特的捐献大得多，换句话说，世贸多哈回合谈判如果成功的话，它为穷国每年所带来的利益比巴菲特一辈子挣的还要多。

　　呼唤良性的制度安排

　　社科院金融所货币政策研究室杨涛博士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美国一直以来通过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对慈善捐款实行退税来鼓励富人进行慈善事业，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机制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对这个问题也讨论了很久，理论界的看法是国内现在实行这样的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认为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杨涛博士说，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于税收的征管能力，对于财产的定位能力不足，以及中国人对于慈善事业的接受能力不足，但是他认为现在应该是考虑实施这种制度的时候了。

　　“税收的原则有两种，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公平，一直以来我国的税收政策是偏重效率而不是公平的，注重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税收征管的效益，但是这样的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分化已经引发了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从中央也开始考虑公平问题，利用税收给予社会中下层更多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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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es战略咨询公司顾问吴向宏曾经撰文说，税制不公是过去一段时期我国贫富分化现象之所以加速恶化的原因之一，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工薪阶层，对富人的财富增长税率很低，造成劫贫济富，而在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向生产单位征收

　　2006年4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第二届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要更快地增长国民财富，要把发展放在首位，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解决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

　　杨博士同时认为，在发达国家对于隐性收入、财富转移的透明度很高，对财产收入的统计能力很强，隐瞒的可能性很小，也是税收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但是这在我们现阶段还做不到。

　　针对在发达国家目前正在讨论中的取消遗产税的想法，杨博士认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公平的状态，所以又开始考虑效率问题，但是在中国如果公平问题已经到了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地步，就有必要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引导、规范高收入者的行为，仍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殷剑峰副所长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慈善组织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地位非常尴尬，获得美国那样的慈善基金会地位和实行他们那样的管理模式，现在在中国还不好解决。我国的主要慈善机构还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模式操作，在意识形态上不是特别好突破。

　　“由于目前我们的慈善事业缺乏透明度，这样的话富人肯定有理由担心他的捐助是否能够被顺利投到他所希望的地方，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开展的一大障碍。”殷剑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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