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巩俐的英语能力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实际上她懂不懂英文并不重要。西方观众眼睛里看出来的巩俐永远是那
个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乡下女人的形象。
撰稿／沈 双
巩俐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迈阿密罪恶》最近在美国公映。好莱坞的首映式请我的
一个朋友担任巩俐的翻译。事后
《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在夸奖了一番巩俐“女学生一般”清纯美丽之后，特别着重描写了她的安静和沉默，以及
在拍片过程中所遇到的语言障碍。据导演MichaelMann透露，巩俐拍片期间每天要做两三个小时的语言功课，虽然
最终仍有交流困难，但是已不妨碍她与男一号演感情充沛的对手戏。巩俐却认为，众多影人之中，MichaelMann的
语言尤其难懂，因为他在与演员交流过程中“时常不用通俗的语言”。
文章还提到了我的作为巩俐的翻译的朋友，称赞他用特有的缓慢的语速，把巩俐的中文转化成“既富有激情又优雅”
的美国通俗用语，虽然有这样好的翻译，这位美国的记者仍然觉得和巩俐的交流隔了一层，恨不能自己也懂中文才能尽兴。
虽然巩俐的英语能力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实际上她懂不懂英文并不重要。西方观众眼睛里看出来的巩俐永远是那
个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乡下女人的形象。那是张艺谋煞费苦心帮她设计的。最好不懂英文，即便懂了也应该
装着不懂，反正美国观众永远觉得和她的交流“隔一层”。这与她神秘而性感的形象毫不冲突。
比她年轻的章子怡就有幸扮演了另一类型，她在语言、文化、价值取向上和西方人没有太大的距离，然而共通的外表
下却暗暗地掌握了某种祖上传下来的秘密武器，神秘之外又有点危险。从《卧虎藏龙》到《艺伎回忆录》一路下来她都是这样
的。
这都说明形象工程和语言能力真的不是一回事。说到底，好莱坞那个地方是没有我这位翻译朋友的位置的。因为在那
儿重要的不在于沟通，而在于表演。好莱坞真的不是U.N.，如果把两者混淆起来，我们都只能生活在妮可·基德曼主演的
电影《翻译风波》的荒诞世界之中了。
最近看了几个国内关于以前著名的国际主义者的演绎，发现它们也同样使得翻译缺席。
一个月以前我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里看了一场由大山主演的话剧《红星照耀中国》，我的几个女朋友死活不肯陪我去看
，但是出于职业道德，我还是坚持去了而且看到了底。所谓职业道德，是因为我最近对三四十年代的国际主义运动史十分感兴
趣，尤其是中间牵扯到文化交流的内容。公平地说，大山扮演的斯诺还真的挺不错的。吐字十分清楚，语速也很让人感到舒服
。我学了一辈子外文，深知这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但是这个话剧最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在于，它为了强调斯诺的理想主义，似
乎过度地把延安表现成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秘的化外之地。我实际上看过不少英文报刊，有的是在上海编辑的，有的是
在纽约编辑的，其中对于红军长征以及延安的状况有过详细的报道，有不少证据证明斯诺读过这些刊物，也就是说他的延安之
行不只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信仰之旅，而是经过精心的安排和大量预谋而进行的。后来像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发自中
国的文章也都是发表在这些刊物上的。
30年代的“左派”往往是非常主动地去与西方世界接近并进行交流的，并没有甘于政治和地理上边缘化和孤立化。
无论中国的，外国的，他们作为翻译者的活动却被历史忘却了。与此同时大山这样的双语人才又被塑造成为跨国跨文化明星。
国际主义到底是一个形象工程，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的平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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