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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的分寸
事实上,在格兰特脱颖而出之前,林肯在用人上是犯过许多错误的。
如詹姆斯·麦克弗森所言,没有一个国家像1861年美国那样对一场重要战争缺乏准备了:
不足16000人的正规军分成小部队分驻在全国各地,大部分驻扎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将近三分之一的军官正准备辞职而加入邦联。
设在华盛顿的陆军部还在昏昏沉沉地干着和平时期的例行公事;8个军事机关的指挥官们除一人之外,全都是1812年战争以后一直服役的老军人。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年已74岁,并且患有浮肿和头晕病。
那里没有一个像总参谋部这样的机构,没有精确的军用地图。
西点是一所优秀的军事学校,但它的过硬专业是工程学、数学以及筑城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几乎不学战略学、参谋工作及战场上的战术指挥。
海军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90艘军舰中只有42艘能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对“危机总统”的职位缺乏准备的林肯,是无从选拔合适的军事统帅的,他只能采取渐进的选拔办法。
林肯的用人办法可以归结为三段论:
先是给予最大限度的信任,即便初始不如人意,也还是给一段“蜜月期”,或者说是宽容期,给对方机会自我纠正。只不过,较之和平时期,战争年代的“蜜月期”不可能太长,因为战机稍纵即逝,更因为错误的指挥将会给战事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一般就给3个月时间。
而如果发现“新帅”有些不堪重任,林肯一般不会立即解除他的所有职务,而是削减他的责任与权力,给他一个保持尊严的机会,也留下最后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
与此同时,将权力分给潜在的领导者,期待他们能够担当重任。
格兰特也正是这样“发掘”出来的。在哈勒克权力被分散后,格兰特以其精彩的表现,彻底赢得了林肯的眼球。
就这样,从1861年4月内战爆发,到1863年10月格兰特担当大任,林肯用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去寻找那个能够帮助他打开胜利之门的人。
而在找到格兰特之后,林肯则表现出危机中的领导者的另一个优秀品质,就是无条件地信任解决危机的“关键先生”。
事实上,即便在格兰特战功赫赫的时候,北方政府中也有一些妒忌将军才干的人对他进行着“无微不至”的中伤,说他不爱惜士兵的生命,一味蛮干,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屠夫格兰特”。
有人甚至还在林肯面前说他嗜酒贻误军机。
1863年11月,格兰特刚上任一个月,就有禁酒委员会的好事之人找到了林肯,要求将格兰特免职。
林肯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
“哦,”对方说,“因为他威士忌喝得太多了。”
“那好吧,”林肯说,“麻烦你们帮我问一下,将军喜欢喝什么牌子的威士忌?我想给我的其他将军每人送一桶去。”
这虽然只是一个轶事,但却反映出林肯对属下的信任和他的清醒的大局观。而事实上,格兰特在战争期间几乎就没怎么喝过酒,更甭提酗酒误事了。
林肯的理念很简单:人才难得,所以一旦得到,就一定要用人不疑。更何况,林肯每天都要做出上百个决定——同意或不同意,要或不要,对还是错——他实在没闲心在怀疑还是信任之间来回游荡。
并且,在他看来,信任别人就是一种诚实。
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诚实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诚实,一个常怀疑别人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已经先成为虚诈的人。这就是林肯的逻辑。
事实也证明了,林肯对格兰特的信任对南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格兰特不仅用行动回报了这份信任,并且还从林肯身上学到了宽容——这个获胜的真正法宝。
高度决定态度。
当南方的李将军率部向格兰特投降时,在谈到最敏感的投降条件时,格兰特开列的条件让南方人感到吃惊。
人们记得,在独立战争时,华盛顿在英军受降时开列的条件是:败兵将在投降仪式上解除武装,游街示众。而街道两旁,则会站满欢呼雀跃的胜利者。
而在内战期间,战争的残酷,使得北方人对李将军等人恨之入骨,激进派更是要求以叛国罪绞死李将军等人。
但格兰特却不这样认为,他相信李将军此举是不计个人荣辱而求取和平,而南方的将士也只是职业军人,在国家因内战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刻,宽忍比残暴更能赢得人心,赢得和平。
格兰特的想法与林肯不谋而合。
接下来开出的受降条件可谓宽厚至极:
李将军手下的军官可以继续保留武器。
在宣誓完毕之后,士兵们就可以返回家园。
而且那些带有马和驴子的人,也都可以把它们骑回农场。
总之,所有人都受到礼遇。
林肯和格兰特对南部邦联的这种宽容,让南方人都为之动容。无怪乎在林肯遇刺后,前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说出了这样一席话:
在南部邦联被摧毁之后,亚伯拉罕·林肯的死是南部所知道的最黑暗的日子。
在南方人看来,如果林肯没有被那颗罪恶的子弹夺去生命,南方的重建局面将会大不相同。也正因为如此,很快的,南方人就发现了失去林肯所带来的真正伤痛,他们恨恨地称布思的谋杀是“弑父”!
而这也恰恰突显了林肯人性的光辉:他深谙人性,懂得鼓舞人,更能够接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