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成就牛市？

　　毫无疑问，战争，既是血与火的较量，也是物质力量的比拼。而在这方面，南方一开始就落在下风。不过，随着战争的深入，联邦政府的财政也很快显得捉襟见肘了。一度连支付国会议员薪水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林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战争融资的手段被逐个想到，提高税收显然是第一个，而税务总局也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这还不够。

　　为了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林肯决议要发行绿背钞票(简称绿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使用过的手段。但财政部长蔡斯认为，这个决定违反宪法，因此拒绝执行。

　　此时，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林肯没有用权力去强压蔡斯，而是再次表现出足够的耐心。他去找蔡斯聊天，并很自然地说起这样一个故事：

　　意大利有一位船长驾驶的船触了礁，船底被撞破了一个洞。

　　船长命令船员们抽水，而他自己则跑到船头的圣母玛丽亚像前祷告。可是从漏洞涌进来的水越来越深，眼看这条船连同船上的一切都要沉入海底了。

　　最后，船长因祷告毫无灵验，不禁火冒三丈，盛怒之下，一把抓起圣母玛丽亚的塑像扔进了水中。

　　突然，船不再漏水了。船员们抽干了船舱的水，把船安全驶进了港。

　　当船驶进船坞修理时，人们才发现是那尊圣母像堵住了船的漏洞。”

　　林肯推心置腹地对蔡斯说：“只要对维护联邦有利，在非常时期，不管是否符合宪法，都应当得到执行。”

　　林肯真诚的态度及那一番令人心服的道理打消了蔡斯的抵触和对抗情绪，尽管蔡斯是一位在思想上支持硬币的人，但他还是勉强地支持这种纸币，只是因为“马上行动十分重要，国库已几乎空虚了”。就这样，绿背钞票得已顺利发行。

　　尽管发行绿背钞票引发了北方的通货膨胀，价格水平上扬到战前的180%，但在南方，由于缺乏融资手段，只能靠印钞来支付战争费用，结果经济完全失控，到了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200%！两者的差距在于，北方的印钞仅为融资的13%，而南方却要占到一半多。更重要的是，北方还有其他融资手段，发行国债就是关键性的一种。

　　同样的，在发行国债的问题上，北方再次表现出林肯式的循循善诱的风格，让人们感受到做事的意义。

　　像140年后美国处在另一场危机——“9.11恐怖袭击”时布什政府所倡导的为爱国而消费一样，华尔街的年轻银行家杰伊·库克，则赋予了战争国债以爱国意义。

　　其实，库克早在费城就发行过一段时期公债，尽管规模不大，但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此时，蔡斯正在为5-20年的战争国债滞销发愁，便很自然地想到了世交之子库克。而库克也确实不负蔡斯所托，以高度的活力和技巧把难题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创造性地改变了以往发行债券的模式。

　　旧的发行模式是：财政部将债券私底下出售给银行和经纪商，但问题是，这样做覆盖的人口会非常少，也就是说力度不够。战前，美国持有债券的人也只有1%。

　　库克想到了将债券持有人提高数倍的办法。他通过报纸和传单广泛宣传所要发行的债券，并且娓娓道来地告诉普通的美国人，购买这些战争国债，不仅是一种爱国表现，更是一种很好的投资。

　　富有组织才能的库克，发动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每一个地方销售公债。在库克的鼓动和爱国热情的鼓舞下，没过多久，那些习惯于把钱藏在家中的人们就在爱国热情和利益驱动的双重影响下，加入到购买战争国债的大军中来，差不多有100万北方人——每四家人有一家——买了战时国债。

　　像林肯一样，库克没有白讲故事，而事情的发展也超出了库克和林肯等人的想象。1%很快就变成了5%！

　　到后来，库克出售国债的速度已经超过战争的支出。而有了这样的经济后盾，加上林肯和格兰特，北方获胜就在情理之中了。

　　库克的做法还具有一种凝聚人心的心理意义。由于太多的家庭购买了国债，使得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心甘情愿地献身于这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中来。

　　饶有意味的是，个人的爱国行为不仅支持了国家，也变相地稳定了自己的战时生活——在普遍意义上，战时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生活用品匮乏是普通人很难不面对的难关。在财政部积极努力和民众积极认购国债的作用下，在克服第一年的缺乏经验和危机之后，联邦政府成功地为战争筹措了资金，不仅没有实行配给或对物价实行控制，而且北方人民除了棉布之外，对食物和各种必需用品也并无严重缺乏的现象。

　　北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既能生产枪炮，又能生产黄油。相反，南部的农业经济却彻底失去了平衡，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的全面战争的要求。战争的胜负在物质层面上奠定了。

　　但最出乎人们意料的，还是华尔街的脱胎换骨。而这也成为了南北战争带来的一大“礼物”。

　　由于战争，大量的债券涌入华尔街，而通过债券等方式募集的政府资金则投向了铁路和军工厂等与战争有关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利润进而回流到华尔街，同时也需要得到华尔街的资本支持，这一切使得华尔街迅速成为了金融中心。

　　就像约翰·戈登所感叹的那样，华尔街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而纽约也迅速地繁荣起来。

　　包括股票交易在内的各种交易简直是牛气冲天。当时，很多经纪人一天赚取的佣金，就相当于中产阶级大半年的收入。这使人们想起了加利福尼亚的那股淘金热潮。

　　事实上，整个北方社会对经济形势的乐观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第37届国会(1861-1863年)制定的多项立法，更是永远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面貌。从法定货币法到国家银行法，从宅地法到莫里尔法(土地赠予学院法)，从太平洋铁路法到国内税收法和没收法，都象征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胜利。

　　由于确信这种胜利，北部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乐观主义。1865年，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

　　实际上是，如果战争以我们的资源无损的情况下结束，那么首要的资本家的主张将得到高度和充分发挥的机会，其程度大大超过我国过去所进行的任何一项事业。他们在谈论百万位数时，其信心和以往谈论千位数时一样。

　　而这一切，也正是林肯所乐见的，因为战争，不仅需要经济支撑，更需要这种牛市所带来的乐观情绪和昂扬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