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10个月的海上航行，哥德堡号昨天驶进广州南沙港。在那里，瑞典人受到了最热情的欢迎：码头上锣鼓喧天，彩旗飞扬，礼炮鸣响，学生们摆出整齐的仪仗，笑靥盈盈的儿童为国王和王后献上鲜花。正是外交盛事的绚烂场面。
哥德堡号有理由赢得这样的热情，因为它的复活和复活之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充满想像力、激动人心。两百多年前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在，两百多年后的人类已经不同。建造
一艘一模一样的木船，在细节的研讨中接近那个不再的世界；温习一遍从前的航线，在辛苦的体验中找到祖先的雄心、勇气和冒险的激情。这虽然是瑞典人的故事，但是对过往时代的好奇与敬重，对勇气和激情的怀念与想望，甚至对茫茫海洋的深度接触，都是人类共通的精神祈愿。这活动本身包含着亲切的通融力量，不需要解释，中国人也同样会赞赏它，欢迎它。
重修哥德堡号、驾驶它再次重返中国——最初这只是几个潜水爱好者的疯狂想法，不那么疯狂的是，他们脚踏实地地把想法付诸实践。注册专项基金会、成立子公司、举办各种宣传活动、寻求赞助商与支持人、征集志愿者——从筹备到开工，便用了2年时间，从开工到起航，又经历了10年。这12年，梦想成为现实。比哥德堡号所象征的探险精神更让人赞赏的，就是它这个过程几乎看不见政府的参与。民间蕴涵着丰沛的能量，社会提供充分渠道，让一个想法被有效评估、被热情支持，最终成为一个参与方各得其所的多赢事件。
当然，这活动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已经不只是一次象征性的精神旅程。它融合了商界与政府的诉求，由于国家元首同时到访，又染上了外交排场和国家话语。但从瑞典方面来看，这仍然只是一场民间性质的活动，国王只是哥德堡号的“教夫”，政府并未投入一分钱，只是在访华活动中搭趟顺风车。
在中国，迎接哥德堡号的活动红红火火，看起来毫不逊色。只是我们的活动主办方，当仁不让地是政府。我们的民间社会在此类大型活动总是难见身影。而我们的政府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强大的活动组织能力，为办好这件中瑞外交史上的盛事，广州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政府强力介入，一切轻而易举。
《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戴维·伯恩斯坦认为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可以改变世界：一个普通美国男人帮助数以千计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一个南非女人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一个巴西人通过努力，使数以十万计的边远农村居民用上了电……一个个人的想法，获得一个国家或整个社会的支持，成就为一桩大事——这一条路径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非常通畅、自然而然。这一路径来自一个健康蓬勃的民间社会，这一路径的发达更会将民间社会滋养得强壮有力，成为改变世界的主体。
在比哥德堡号更早的年代，哥伦布的伟大航程就是来自他自己的航海冲动，西班牙国王不过是被他说服的赞助人，分享他的发现；而郑和的伟大航程却是来自皇帝的嘱托，分赠天国的荣誉与奢华。这样的差异写在历史上，或许是文化的各自不同；这样的差异如果写在今天，就是社会活力、创造力和终极竞争力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