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鬼城”是怎么产生的？
文/赵雅薇
当 “鬼城” 一词映入眼帘，你是否联想到 “妖怪” “魔鬼” “ 亡灵” 等一系列充满灵异色彩的词？是否回忆起曾经读过的鬼故事、看过的恐怖电影？脑海中是否浮现出一座座魑魅魍魉出没的城池？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 “鬼城”，与鬼并没有太大关系。
地理学上的 “鬼城”
“鬼城” 是个地理学名词，用来形容空置率过高、荒无人烟、一到夜晚就漆黑一片、让人不寒而栗的城区。2009 年，半岛电视台记者 Melissa Chan 关于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的报道，把中国的 “鬼城” 现象拉进了大众视野，同时也让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为了实现 GDP 的快速增长而不惜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建了一些并不需要的城市。
经过长时间的走访调查，旅行作家 Wade Shepard 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鬼城” 的出现是市场、人口特征、城市规划和中国文化等多方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单方面力量一蹴而就。
Shepard 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基于对城市化速度的评估，城市规划者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城市人口，需要扩大城市面积来容纳这些新市民。但是，单从横向和纵向扩大城市面积并不足以满足城市化需求。当人们集中于某个区域(通常是老城区或者城市中心区)，而不愿去新建的城区工作和居住时，“鬼城” 便应运而生。
Christian Sorace 和 William Hurst 两位学者也认为中国的 “鬼城” 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他们通过对康巴什和新北川两个案例的分析，揭示了 “鬼城” 出现的复杂过程和产生的消极影响。
案例一：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
鄂尔多斯曾是内蒙古最贫困的地区。但随着煤矿、稀土矿物和天然气的开发，鄂尔多斯可谓一夜暴富。到 2007 年底，它的人均 GDP 已经超越北京和上海，并在 2010 年超过香港。对富裕的鄂尔多斯人来说，买幢房子就像买棵白菜。
2004 年底，市政府决定将当时只有 1400 人居住的康巴什建成新的行政中心。虽然官方说法是东胜区(旧行政中心)缺水，但市民普遍认为，政府是打算用开发矿产获得的资本兴建“政绩工程”。推动城市化是中央政府长久以来的号召，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让上级乃至中央政府满意，很乐于促进本地的城市化发展。
与市政府决定相呼应的，是非常活跃的民间借贷。鄂尔多斯人把钱借给地产开发商，以获取高额利息；又在房屋建成后，投资一套或多套住宅。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在 2006 至 2009 年间，房价从每平米一千多元涨到七八千，一些高端别墅更是卖出两三万元一平米的高价。但那些购买了康巴什住宅的房主很少入住，就连政府官员也宁愿在东胜区居住，去康巴什上班。在康巴什新区，众多建筑物被闲置，道路上也鲜有行人和车辆。
2011 年，中央政府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投机，鄂尔多斯房市受挫。房价下跌、农民工讨薪、房地产商自杀和政府负债等问题接踵而至，而这些都是由不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带来的。Sorace 和 Hurst 认为，当地政府对财政收入的不合理支配和对政绩的盲目追求，再加上当地居民和开发商的投机心态，共同造就了康巴什这座驰名中外的 “鬼城”。
案例二：新北川
不同于康巴什，新北川的建设是汶川大地震后中央政府的决定。为保留北川地震遗迹和安置受灾群众，中央政府决定在原先的安县建北川新县城。但是，建成后的新北川却没呈现出熙熙攘攘居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画面。
规划上的漏洞是其中一个原因。Sorace 和 Hurst 发现，新北川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完全分离。游客和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巴拿恰步行街，其他地方则欠缺人气。更深层的原因是，新北川只是具备了城镇的外貌，而没有发展出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
首先，很多被安置到新北川的农村人口依然保留着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很难适应突如其来的城镇生活。
其次，中央政府提倡的 “输血” 变 “造血” 的理念没收到预期效果：一方面，由中央政府安排入驻的外地企业由于缺少市场和利润，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本地企业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扶持，很难在震后恢复生产活动。
一个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介绍，他们在北川的某个小村子创办了 T 恤工厂，为村里的中年妇女提供就业机会。看到本村出现了如此积极的生产活动，村党委书记很兴奋，并邀请上级领导来视察。但在他的功绩被上级肯定之后，他就通知非政府组织关闭工厂。这个鲜活的例子表明，在基层，一些“造血工程”被做成了“面子工程”。
没有丰富的生产活动，就意味着没有充足的工作机会，因此很多新北川人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务工。这样一来，新北川便成了 “鬼城”。它有的只是冰冷的由钢筋水泥搭建起来的建筑物，而没有热闹的蓬勃发展的市井生活。
“鬼城”：快速城市化的产物
除了以上两个案例中提到的诸多原因，Sorace 和 Hurs t认为中国 “鬼城” 的出现还与现行的财政体制有关。
1994 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加强了财政收入的集中化，但却将管治任务下放给地方政府。截至 2010 年，地方政府需要承担 82.2% 的财政支出，但过半的财政收入却要上交中央政府。
面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不少地方官员只好依靠土地获取收入。他们以支付补偿金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购入土地，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从而赚取土地差价和相关开发项目的税收。
综上所述，中国的 “鬼城” 现象并不只是政府追求 GDP 增长那么简单。这种单向度的理解方式，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作为快速城市化的产物，“鬼城”警示我们反思中国的财政体制、政绩观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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