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制度是为富人服务的
文/马光远
博鳌亚洲论坛就是一场秀，在这个公开的论坛上事实上你很难期待听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公开论坛的特质所决定的，除了个别傻乎乎的人，说点真话的人并不多。在上百场分论坛里去挖掘有价值的论坛参加也是一个技巧。所以，每年到了大会真正高潮，大领导讲话的那天，我就基本离开了博鳌，今年的计划也是如此。
今天到博鳌后，浏览门户网站关于博鳌的报道，发现博鳌论坛的普惠金融分论坛讨论的还挺热闹。特别是中民投董事局主席董文标在论坛上的发言挺有意思。在普惠金融论坛上，他的观点是，在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下，推行普惠金融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现有制度不支持。
董文标先生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认为，中国过去的金融制度都是国有企业服务的，金融制度体系的设置都围绕这么一个服务对象进行，金融工作会、中央经济工作会都是大国企参加的，所以制度主要是为国有企业制定的。这话100%正确，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我们的金融制度完全是为国有企业服务。当然，改革开放前以及开放初期，我们的金融制度事实上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那个时候的金融和现在的金融不可同日而语。但那个时候金融的一系列定位事实上决定了中国金融制度的基因。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不管制度如何变迁，这种基因是很难彻底改变的。在金融制度的重构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证券制度，保险制度，基金制度，还是商业银行制度的设计，仍然难以摆脱为国有企业，为大企业服务的基因。
当然，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制度也开始为非公经济中的“大企业”，也就是富人服务。这种基因不改变，金融要为中小企业，要为穷人服务，基本等于一句空话。所以，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难以获得中国主流金融体系的服务，根子在于金融制度的基因决定了，他的服务对象不可能主要针对这些中小微企业。改革开放近40年，几乎年年谈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但几乎没有太大的解决希望和空间，根子也在这里。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就是导致草根金融和民间金融在一个被严厉打击的环境中野蛮生长，成为中国中小微企业和民间融资的主要来源。中国80%以上的中小微企业的主要融资途径是地下金融，而不是主流的金融体系。
所以，要在中国真正推行普惠金融，只有推翻现有的金融制度，重起炉灶，也就是董文标所言，必须进行制度上的革命。当然，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下，推倒重来的可能几乎没有。可行的路径有两个：一是保持存量不动，通过开放金融管制，培育增量。这几年中国金融业最大的成就我认为不是存量的改革，而是增量的成长，大量的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尽管很多野蛮生长，但充满了力量。二是由门口的野蛮人来改变，比如马云。马云等互联网巨头掀起的互联网金融其实就是一场对传统金融的革命，互联网金融一开始就是为中小企业服务，这种基因和出身决定了，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金融。
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将金融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这种视角非常耐人寻味。其实董文标所言的金融制度的革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延展到中国经济制度的任何层面，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要么为国企服务，要么为富人服务。这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语境下生存艰辛，缺乏制度呵护的主要原因。就此而言，我同意董文标的判断，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革命，在中国搞普惠金融，搞金融平民化只可能是口号和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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