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6年3月23日下午,在博鳌论坛举行的“大学校长对话——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分论坛上,来自中外顶尖学府的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就高等教育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场分论坛的参加者包括: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麻省理工学院执行校长埃里克·格里姆森(W. Eric L. Grimson)、西悉尼大学校长葛班尼(Barney Glover)、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姜斯宪、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和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饶毅在发言中几次就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对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进行了理性辩论,包括以下内容。
文/饶毅
苏必德校长引用了马云的话,似乎认为马云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进行高等教育。不过,马云也许是精明的商人,但未必很懂、或真正关心高等教育。
苏校长认为高等学校不仅要教知识,而且要教如何与人相处,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会矫枉过正。各位西方大学校长可能不知,我们中国的教育,曾经在两千年间主要就是教如何与人搞关系。一百多年前引进西方教育后,我们中国人民才猛醒,一味强调人际关系的教育害了我们的国家,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我们需要传授人类智慧的产物,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科。而人际交往,一方面是天生的,一方面家庭可以潜移默化,小学、中学也可以影响或教育。但如果到了大学还教人际交往,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如何传承?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智力遗产对我们又有何意义?
苏校长刚讲的故事,高盛公司欢迎耶鲁的英文专业毕业生,他们能说会道、还会交朋友,学校应该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听起来很有道理。让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会上成功,对很多学校和家长来说,可能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但是,像耶鲁或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也应该以毕业生在社会上“成功”为教育的目标吗?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你们美国应该是很成功,正如马云在我们中国很成功,至少目前看来他们两人在权力和金钱方面非常成功。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确实经常出现个人无需具备太多的智识积累,就可以在今天的社会获得成功的例子。现实简单而庸俗:靠耍嘴皮子可以获得权力,改变商业模式也可以获得金钱。但是,我们所有的大学都应该为培养这样的人而自豪吗?所有的大学应该将培养这样的成功人士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吗?
高等院校,特别是优秀学府,是否有责任将人类通过几千年努力获得的智识积累传给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把今天人类最新的知识和智慧传播到全社会?让我们的学生去领导社会,引领人类的发展?
现在讨论中西方高等教育,很多人以为就是讨论中国应该怎么学习西方。其实,西方高等教育的模式定格于百年前。现代西方大学领导不一定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专家,更不一定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领袖。中国和西方都面临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其中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慎重的研讨。我们可能都需要更深刻地思考,不仅是如何教育的问题,而是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是适应社会现状?还是引领社会未来?
这是需要大学回答的问题,也是需要学生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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