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内陆化，广东如何继续扛起改革大旗？
文/罗天昊
春潮。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前段时间，深圳禁摩事件愈演愈烈，引起关于深圳包容精神失落的争议；而不久前的两会，国家领导人专门到广东厅，鼓励其继续猛志改革。
中国的改革模式非常独特，遵循的是上下互动的模式，即改革先从地方开始，如试点成功，则推向全国，如失败风险也不至撼动全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在中国地方改革中，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
改革的头脑在中南海，改革的胆在南海。
中国即将启动的“二次改革”，比第一次改革，动力逐步退化，而阻力而更为巨大，需以更大的胆魄，破釜沉舟。作为曾经的改革排头兵，成为中国改革之胆，广东大责难辞。
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改革动力弱化，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三是广东逐步内陆化，形成了利益集团。
改革动力逐步弱化
改革动力弱化并非仅仅关乎广东本身。著名学者常修泽提出“三波转型论”，革命属于第一波转型；改革开放本身属于中国第二次转型，主要完成了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政治领域改革滞后，使后期的经济改革也举步维艰。几乎形成“失去的十年”；第三波转型，即全方位的发展模式和体制转型。中国目前的改革，处于从第二波向第三波转变的阶段，停滞与迟疑乃是普遍现状，亦更显现实的复杂与历史的反复。
坦白地说，国家改革的动力，其实一直呈衰减趋势，改革初期最迅猛，中期逐步减缓，而至后期，则开始停滞乃至倒退。作为地方，广东的改革周期，也与国家改革大周期息息相关。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当广东猛志改革，而国家亦猛志改革时，改革推进的最为深远，当广东猛志改革，而国家逐步停滞时，广东仍可有作为；当广东动力稍减，而国家仍在前进中时，广东在随大流中仍在前进，而在国家与地方改革动力均有所衰竭的时候，广东的改革，才最终停滞。
改革的本质，是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双引擎乃是奢侈，哪怕只是单引擎，仍可志远。最怕的是从国家到地方，动力均熄火。
国家改革与广东改革的共振，大约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尤其是深圳冲锋在前，虽然多次惹出争议，但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准能在关键时刻表态支持，最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广东在很多充满争议的领域闯关，成功后国家复制经验，在全国推广。
失去共振之后，广东的改革，越来越难以深入，亦难以取得共识。在改革后期，整个国家的动力衰竭，各地的改革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停滞，从本世纪之后，广东就没有推出影响全国的颠覆性的改革，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改革的分散化削弱广东优势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沿海带动内地。与此对应，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沿海试验，再推广全国。由此，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全国四大特区中，有三个即在广东，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
中国仍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与权力的力量，交互支配资源配置。政治周期对于地方发展差异巨大。至上世纪90年代，改革试验区域逐步扩大至上海以及后来的天津与重庆，而自2008年开始之后，国家更是在几年之内，推出了数十个国家战略，改革已成多点开花之势，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特区不特，广东不广。
冲击广东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改革逐步呈现出发散式的局面。改革中期以后，国家逐步推行了普惠式的改革，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并非广东，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再比如户籍改革，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如京沪广深等地，户籍反成为负担，无法进行大的改革。新的改革时期，全国形成了均势竞争，出现了多中心的局面，广东难以独美。
广东内陆化之忧
此外，广东已经日益“内陆化”，早前，尊重市场、富有活力是广东的特点，而近年来，广东恰在这几个领域逐步弱化，也出现了利益和阶层的固化，社会活力有所丧失。
以深圳为例，1995年前，深圳平均年龄为25岁，而自2005年以来，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即逐步稳定在30岁左右，十年时间迅猛飙升，反映了深圳对青年人口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对于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对于农民工以及农民工二代的容纳方面，深圳并没有比内地城市做的更好。数百万非户籍人口，没有享受公平的社会服务，也无法产生自己的人大代表。而早期以高效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亦逐步与内地趋同，开拓进取精神萎缩，改革锐气渐失。
虽然广东被称为民富，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却逐年下降，同时，过去十年广东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阶层固化格局已形成，共享发展堪忧。
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都曾大规模赶人，使部分弱势群体失去了热望，今日深圳因为禁行电动车，而与部分市民闹僵，更是争议巨大。而近年深圳房价狂飙，对于创业创新，以及青年成长，都造成了巨大伤害，阶层利益的固化，社会活力的消退，开放精神的衰落，是对广东最大的戕害。
一个富有活力，猛志改革的国家或者地区，必然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栽花的热土。
以深圳为例，从吴南生到梁湘、李灏、厉有为，早期的改革家，无不具备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袁庚的名言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梁湘的名言是：“改革是一场革命”，而李灏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既具备使命感，亦有颠覆旧世界的胆识与勇气。同时超越个人得失，计天下之利，求万世之名。
而在广东省层面，早期主政者，亦多为改革闯将。从习仲勋，到任仲夷、林若、谢非，均高举改革大旗，其时的广东，充满活力与生机，滚滚江海带着草莽之气，呼啸而来。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广东已跃居中国龙头十几年之久，当初的改革者已扎根，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同时，第一代移民已经沉淀，通过新兴力量冲击改革的策略，逐步失效。
从耕耘者到收获者，日渐庞大的既得利益，形成对改革的巨大阻力，深圳最近十年呼声最高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最后无声无息。改革与革命的逻辑类似，改革动力最强大，最容易成功的地方，都是一片贫瘠的地方。一旦成功，就希望刀枪入库，自我革命最难。
改革中后期，广东的主政者，多数来自外地，这源于改革时势的变化。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区域竞争导致了地方主义的崛起，国家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后期多安排空降兵主政广东，同时，这些空降兵的优点，是大局意识更强，自2000年之后，几乎所有主政广东的一把手，都成长为国家领导人。广东的改革大势，亦开始变化，这种变化，很难说完全好，还是完全不好。就如一条激流，从前是自由奔腾，泥沙与巨石均夹杂其中，激昂而又带有一定不可控性，现在开凿了固定河道，河流从此有序，但是也失去了一些野性与冲击力。
袁庚去世，举国哀悼。世人哀叹“深圳已无元根”，某种程度上，乃是对于深圳以及广东改革的忧虑。
广东如何成为中国改革之胆？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敢为天下先。
时至今日，举国都在寻找动力，总体而言，广东的改革传统仍然非常强大。历三十余年改积淀，改革精神深入骨髓，树大根深。
广东的一大优势，是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的尊重，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广东在全国范围内无出其右，世所公认。从深圳特区初创的追求效率，开拓进取的改革精神，到今天，广东仍然有很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90年代，国企与集体企业改革的突破，就发生在广东惠州与佛山。美的与TCL的增量改革模式，为全国所仿效。大部制改革，亦发轫和小成于广东，社团登记在广东率先推行，在社会管理领域，广东是中国最宽松的地方，简政放权力度最大。
就经济的主体而言，广东民营经济虽历经磨难，但羽翼已丰，不可撼动。广东最富活力的产业多数为完全竞争的行业，如广东为中国的家电之都、快消之都、家具之都、IT之都、日化之都，美的，格兰仕，华为，腾讯、TCL、创维等广东企业，均经过市场化的彻底洗礼，这些民营企业是最尊重市场、最富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在广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高素质的公民素养，亦使广东改革拥有更多的动力。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广东人深刻理解改革，在富裕程度、受教育程度、市场经济意识、公民契约意识、现代文明素养、眼界与视野等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深圳，中国移民之城，融合传统与现代，形成中国所有城市中最恢弘博大的气度。在富有中国特色的“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中，广东改革有来自民间的强大推动力量。改革的动力更多元，创新驱动能力强大。
广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省，利益构成相对多元，文化多样性明显，对于旧有格局的冲击力更大，开放性在国内无与伦比，连江浙都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因素，都可保证广东相对其他地方更富有改革激情和胆魄。
广东在中国的整个版图中作用巨大，但其地处南国，属于权力末梢，民风开放，其改革胆魄，远超京沪。广深等城市既是国家经济重镇，又无过高政治地位，无过大政治负担，比京沪更灵活，可猛志改革。这些都是广东无法取代的优势。
广东是中国最鲜艳的市场经济之花，唯其永不凋零，才不负春光与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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