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曾雅娴
今天在FT中文网看到的文章，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为《金融时报》撰稿谈中共反腐遭遇到的软底抗背后的原因——他文章里说这“透露出一个无比沉重的信息是对中国庞大的官员体系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卖力干活、工作出绩效的最主要激励，实际上来自正式工资和福利之外的那些收入和好处。因为目前的反腐败并没有减少他们正式的工资和福利，清扫的只是不属于这个清白范畴的种种实惠，也就是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那几块。这么一来，他们就普遍地消极怠工、上班不做事、出勤不出活了。大意是消极怠工属于官员的“软抵抗”，于是绝大多数官员虽然不敢再顶风作案、犯下新的贪腐过失，但他们也不卖力干活、作出新的贡献。
换句话说，你能通过大力反腐吓得他们不敢干坏事，但你无法通过同一方式驱使他们干好事。他们干脆不做事。
这位远在香港的学者毕业在美国就业在香港，应该从来就没有在国内，至少在国内基层组织呆过一天吧？那么他就凭相关资料的调研就能这样洋洋洒洒几页来展示自己的论调吗？
稍微有点辩证能力的人都明白，一个行业必然会有有为雷厉风行的官员，也会有中庸明哲保身所谓不作为的官员，即使在号称自由的香港，难道就没有好吃懒做混日子的官员吗？
政治体制改革难，也肯定还会存在许多不足，但我们不能否认反腐倡廉是受到了大多数群众和基层干部欢迎的这一基本事实。
并且我们各地地方政府早在去年就开展了各种有效治理所谓不作为的官员案例。
2014年江西南昌市公安交管局与该市安义县教科体局公务员因为上班时间上网购物、看网络电视，被市编制办分别核减掉了1名政法专项编制和1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在此之前，当事人及相关领导已被问责。江西省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意在对违纪者本人给予处罚的同时倒逼单位主要领导履职，以此治理“懒政”。
深圳坪山新区则在问责的同时导以激励，出台的《关于治理“为官不为”加强激励和问责的实施意见》，开篇是“激励‘为官有为’，鼓励干事创业”的10种奖励性激励和10种保护性激励。其中，“奖励性激励”与物质奖励、干部选拔挂钩，而“保护性激励”则为敢做敢为、不怕得罪人却受到诬告的干部撑腰打气。
再说个身边的例子，我有个表姐是公安系统的的基层干部，在中央整顿大吃大喝之风之后，刚开始不适应，后来特别感慨，一是终于回归到正常生活，二是可以天天陪孩子了。
所以和她一样有理想有作为没大环境的基层干部相当支持中央的政策，现在，因为在基层服务窗口认真负责，能担责任，现在我姐已经升职了，而在几年之前不送礼是不可能有机会的。
学者应该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但遗憾的是，近些年这个词却大有越用越滥之趋势，其光环正遭遇一波又一波的民意质疑。遍地是学者，满世界是大师，专家变“砖家”。表面看是在传媒发达的时代，信息自由流通和观点多元表达已是常态这是社会的进步，新媒体的宽容就养出了一批喜欢指点江山评头论足的学者和专家们，当然这里不排除一些专家的真才实学的学着，说出很有道理的话，能为公众指点迷津。但也有一部分学者是根本就没有调研和考察，看了一些报道就开始给人扣帽子，写论文定原罪。
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发声无需承担丝毫责任和顾及任何后果。相反，于代表知识力量和行业权威的专家而言，发声远不止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应在开口前多多考量公共利益，掂量掂量民众反应。这不仅要求学者珍惜自己的话语权，踏实做调研，好好说话；同时也需要学者在开口发声时拿出科学详实的证据，保持逻辑严密和叙述自洽，才不会误导公众。
老土的比喻如果把国比作家，一个大家庭中最需要的是实干的人，建设性的人，而不是捕风捉影制造惑众的学者专家们！
因此，冷静发言、杜绝武断应是学者专家群体的起码底线。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审慎发声，不信口胡说也应该是一个严谨学者专家该具备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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