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中）等领导人参加劳动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陈季冰
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以百岁高龄平静辞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激起铺天盖地的缅怀与哀悼，也将许多人的思绪再度带回到改革开放前半程那段激情岁月中去。在改革共识日益破裂、改革目标日益模糊、改革动力日益衰竭的当下，这样的回眸总是能够让我们受益良多。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以万里、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工作在实践第一线的实干家就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30多年以后，我们尤其需要牢记——但却经常有意无意地遗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年的改革开放并非“总设计师”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规划设计”出蓝图，然后再通过下发中央文件让下属一级级传达执行的。相反，正是由于万里这样的各级干部顶住来自上下左右的巨大压力(那时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依然盛行)，以自己的求实与无畏，为改革开放事业闯出了一条本来根本不存在的路，邓小平则是他们坚定的政治后盾。
这一点也得到邓小平本人的高度肯定，他曾说过：“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因此可以说，没有万里们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所作出的勇敢选择，改革就很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对于我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来说，当年那些改革派政治家的音容笑貌可谓印象深刻。历史有的时候会呈现出戏剧性的一面，2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总觉得“老人政治”令人窒息。到了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情不自禁地开始怀念当时的“老人政治”。我绝不会认为这是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保守和怀旧，因为在这一代人时间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必须放到中国极为特殊的语境中去审视——长达30年的极左路线、特别是文革的毒害不只在一时，它的影响也许花好几代人时间都不能彻底清楚。
像万里、习仲勋这样的政治“老人”，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护法”。有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人就不能轻易地出头逞狂，极左路线也就不能轻易回潮。而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的相继离世，中国迫切地需要有一大批传承他们衣钵的新的改革派人物涌现。然而，令人隐隐感觉到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
在当代中国，直接受到过当年极左路线冲击、并深受其害、且记忆深刻的人，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各级工作岗位。而在各行各业位居支配地位的50后和60后一代，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多么千差万别，极左路线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无可讳言的。如果他们后来不注重学习反思，不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接触来自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来自海外的现代思想，他们便很容易凭着年轻时代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大课堂”里被灌输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乎本能地去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危险的回应。
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累积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而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层面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不匹配，社会远未形成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充分制约，这导致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滑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与30多年前面目全非。正如一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在当今中国，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与怀有不满情绪的底层民众结成阻挠改革继续推进和深化的同盟，虽然两者的利益和出发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的。它的一些苗头，已经从之前曾粉墨登场的“重庆模式”等事件中显露端倪。
真正有害和危险的，不是像我这样对改革开放之初的怀旧，而是那些因对现状不满而美化极左时代的前改革怀旧。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像那些乐观主义者那样，信心满满地认定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我甚至略有些悲观地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可能已不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而是努力保住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避免走上回头路。这里所说的“已有成果”，是指有利于改革的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氛围。
这就是我们今天格外应该怀念那些改革派老人的原因。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不久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模糊费解之时，经常回顾当初改革共识的内容以及它的艰难形成过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希望到纪念改革开放50周年之际，我们能够交出一份无愧于万里这一代改革派政治家的答卷，而不是让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冒着巨大风险开辟的事业中途停滞，甚至夭折。
(原标题：我们为什么应该怀念那些改革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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