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怎么翻译？这可不是小问题
文/王义桅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指出，“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创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8页)
这一点，对于中国公共外交更突出。中国概念太中国化，不了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很难把中国的政治语言翻译成他国语言。到底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典型悖论。
中国的象征——“龙”，翻译为西方语境中会喷火的邪恶“dragon”，容易被西方理解但也容易遭异化。这背后是文明的道统与通约性问题：外界能否放弃先入为主、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习惯，以中国语境理解中国。如果中国政府用通用的国际语言来表述自己，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受到国人的批评；但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国际社会往往不容易准确、全面理解中国的意思。
与中国的龙文化不同，西方语境中的“dragon”是一种会喷火的邪恶的动物
中国公共外交的这种异化悖论——类比容易理解，但异化；不类比，又无法理解——在“一带一路”翻译中再次凸显。
在美国化的全球化难以为继之际，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这是古丝绸之路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丝绸之路”概念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的，美国在2011年为从阿富汗撤军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故而中国用一个很中国特色的概念——“一带一路”，才体现中国的产权。
秉承“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念，“一带一路”绝非一条带、一条路——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silk road——用的“路”也是单数，其实古丝绸之路有多条：茶叶丝绸之路、香料丝绸之路、瓷器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应该用“silk roads”。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等经验的外延，通过各种经济走廊形成经济带，与海上经济走廊形成陆海联动的系统化效应。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为了强调在21世纪里如何实现港口改造、航线升级换代，不仅提升航运能力，更要做到“人海合一”，与陆上丝绸之路强调的“天人合一”相呼应。
日前，有关部委下文统一将“一带一路”翻译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AR)或“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而不是此前广泛流行的“One Belt & One Road Initiative”(OBOR)，试图避免“一带一路”的公共外交悖论。
这种努力是有必要的，但似乎有点晚了，因为OBOR已经大量流行。笔者多次出国讲述“一带一路”，多用OBOR，发现与BAR相比差不多，老外不是误解，而是不解、听不懂——“一带一路”是什么？当然，听不懂本身就是中国特色。像“龙”翻译为“dragon”，外国人听得懂，但往往会曲解！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否其名称也应遵循此原则而非中方单方面确定？不能因为有抱怨就改，是否“一带一路”中文说法也改呢？老外对“一带一路”概念的抱怨主要是其中没有“丝绸之路”，对“带”的说法一头雾水，对“一”的提法更是莫可名状！其实，老外抱怨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油画思维无法理解水墨画。
因此，“一带一路”的翻译悖论本质是名与实的悖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端。虽然我们为了怕引发外界猜疑，不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改用“一带一路倡议”，但“一带一路”还真的不只是倡议，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战略、合作规划。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带一路”还是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国际公共产品。
从这个角度讲，“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还是难以通过规定译法而一了百了。正如中国梦英文翻译为Chinese Dream而非China Dream，似乎准确了，其实“中国”还指“中华”，还可翻译为Chunghwa Dream。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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