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女人为什么这么难？
文张钧涵
前几天笔者和好朋友一起逛完街，晚上回学校吃完饭后在操场上闲走闲聊。她跟笔者说最近有一件事情让她感到很烦，她称之为“打包事件”。事件由来是这样的，我们所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工科院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生数量远多于女生。在今年大四的招聘会上，许多的工程单位来学校招聘，招走了大批的男生，而一些女生被签走的原因是：她是那个被签走的优秀男生的女朋友，给顺带解决了工作。笔者这位朋友身边的一些女生朋友便开始寻思着找一个工科的男朋友，然后一起把她给“打包了”。
她很莫名其妙地为这些女生的行为感到烦扰，但不知道为什么。笔者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价值观念是要变成一个优秀的人，然后靠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而你身边这些同龄女生的价值观念与你背离，这种众对一的压倒性优势冲击到了你。”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学校的小环境下应该也不算新鲜了，我这名朋友其实人非常优秀，她成绩在专业名列前茅，国家级竞赛拿奖也比比皆是，还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学金。按照道理来说，这样一名优秀的女生在大学里应该是活地如鱼得水，然而这样的困扰实则让人有些汗颜。放眼开去，其实可以发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女性的生存环境，依然不能算真正达到了性别平等。
一、法律的男权偏向化
前段时间自称资深“直男癌”的国民岳父韩寒发微博公然反对中国法律规定单身女性不能冷冻卵子的事件在互联网上可谓大热。如果细细深究下去，会发现这一条法律的实质在于对女性生育权与传统家庭关系的一种捆绑。这条法律首先将那些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女性的生育权彻底打压。其次，我们国家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单身男性不能冷冻精子。当然这一个想法不符合客观实际，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女性的卵子质量的衰老会比男性的精子来得要快，所以冷冻精子是不必要的。但在这一个层面上，不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这就意味着女性倘若想生育，那么她的婚姻实则就被年龄所限制，这就在无形之中给那些有意愿生育的女性施加了要在合适的生育年龄结婚的压力，而不是要在合适的感情状态下结婚，这无疑增添了女性对婚姻幸福的危机。
再讲一个大家或许都耳熟能详的案例，叫做“新婚姻法”。笔者不是个学法律的人，只能站在这个文章的落脚点，也就是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一方来分析问题。修改过后的法律被关注的最多的即是“婚前财产”这个问题。新法的初衷在于解决现代社会里出现的由于物质化现象而骗婚，企图分享财产的问题。笔者没有办法评价这条法律的现实意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修改过后的法律则实实在在地将住房这一商品划为了男方的婚前财产，即倘若离婚女性也没有办法在男性的婚前财产里分得一杯羹。当然大家肯定会提到女性的婚前财产男性同样没有办法分享。的确是这样，若不深究婚前财产，那我们来看婚后财产，观察离婚时的婚后财产分配。我们国家对于这一分配的法律规定的是，原则上实行均等分割。看似是很公平的，但仔细思考，这条法律对财产这一界定则是完完全全只考虑了物化的状态。具体解释，就是一对夫妻把她们共有的财产平分，然后形化的部分，即对家庭的无形贡献，则被弱化了。
按照现在大多数的家庭结构来说，女性仍然在家庭里完成着相夫教子的工作。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样的事情仍然大多数落在了女性的肩膀上，然而当代女性还需要肩负一个重大的责任，即还需要和男性一起赚钱养家。可以深感现代女性的压力会比过去更大，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则在于，我们的社会把女性推进了整个市场竞争机制的时候，却没有同等地让男性回归于家庭，我们很少在一个家庭里发现男性长期担任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和教育小孩这样的任务。所以，在最终法律的财产分配上，女性的这些形化的贡献被弱化了。
二、价值观的引导依然偏向男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接受了大量先进思想，包括性别平等，因此我们看到女性有了机会可以在职场上发光发亮。然而实际还是一次次证明着，我们的女性仍然接受着传统价值观的压制。在新新思想与传统价值观这两个几乎相矛盾或相背离的观念产生碰撞交锋的时候，女性作为这两种观念的客体，成为了直接的受害者。我们新新的思想提倡的是女性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所以我们的女性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开始在职场打拼。然而在传统的价值取向里，我们依然倡导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所以现在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出现了，女人一面相夫教子，一面为事业打拼，尤其是在70年代左右出生的女性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而在这种价值观体系的倡导之下，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机制变得十分可笑。想必大家在生活里对某一场景已司空见惯。如果一个女人拿了高学历，事业有成，每个月领着很高的月薪，但一但三十几岁还没结婚，不仅是身边的人，甚至自己最亲的人的评价很可能就变为了“干得那么好有什么用，还不是嫁不出去。”然而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彻底的传统价值观念，如果一个女性彻底不工作，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职太太，那公众的评价又变成了“你看那个女人整天就知道吃男人的用男人的又不干活，哎，没办法谁让她老公有钱。”这样原本两个十分矛盾的价值观体系在现代社会的浪潮里竟然很不可思议地达成了一种融合，让女人变成了我事业有成没那么多的顾及家庭不对，只顾及家庭我不拼事业也不对。我们知道，拼好事业和顾好家庭都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都是很难的事。现在的女性一双手要抓两头，笔者认为实属是高估了一个人的能力，这也许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女性很难在各个行业里出彩，也难在家庭里出彩的原因。
其次，在家庭结构里，男性扮演了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经济收入主力这样的角色。在国家大力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的同时，这样的角色无形之中将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拔高。在我们国家的各项宣传体系中，我们把男性赚钱养家这样的形象一步步推向了一个高度，将这样一种对家庭的贡献反复进行鼓吹和强调。而女性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则相反地一再进行了去价值化和背景化，让公众将其视为了一种习以为常与本该如此。所以一旦一名女性决定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不负担全部的家务的时候，那么大多数的男性和社会公众则会气急败坏。
最后，社会价值观念对女性的判断造成了女性的婚姻成本远远高于男性的社会现实。首先则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分配上，上文已经提到了就不再多做赘述。另外则是观念造成的负面社会评价对女性的压制是极度不公平的。在结婚之前，一个男人倘若谈过很多次恋爱，则是恋爱经验丰富，女人若是谈过很多次恋爱则会被认为水性杨花。在婚姻状态中，男人出轨后虽然也遭到抨击，但大多数的社会舆论与家庭伦理里会用一句“男人嘛，哪儿有不犯错的”给最终抹平，而一个女人一但出轨，社会的评价则会恶劣很多，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如今的社会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出轨这个行为视为了男性的专利。最后再来谈下离婚，如果一个男人离过婚，是不会被过多批判的，因为社会的公众舆论也用婚姻自由这样的字眼包庇了男性。然而对于女性则不然，她们的字典里会永远被烙上“离过婚的女人”这样的字眼。
中国的女性其实奴性很强，尤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那一批女性。由于强大的社会压力的打压，导致了所有的女人过于容易被满足与拥有了强大了忍耐力。我们可以在报道中看到，一些女性被自己的丈夫施以家暴，被公婆虐待，然而这样极端的家庭环境下她们也没有选择逃离亦或离婚。在这些女性的婚姻当中，只要曾经拥有过一丝温存，她们都可以守着这一点将婚姻持续。这样的婚姻成本的不对等，无疑在家庭结构中将男性地位进行了再一次的拔高。
三、媒体报道加剧社会偏见
笔者作为一名学习新闻传播的学子，认为当代性别的不平等除了潜在的社会价值观与法律制度的偏向男权化之外，媒体的宣传鼓吹作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是变本加厉的作用。
最主要的一点则是在负面新闻报道中女性的现身化与男性的隐身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的媒体十分热衷于报道“单亲妈妈”这样的新闻，且常常将单亲妈妈这样的字眼与另外一个字眼等同起来，那就是“昔日的失足少女”，然后社会公众便开始对这样的女性进行抨击和谩骂，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的公众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这个事件的背后“隐身”男性，大家自然地忽视了让这位少女失足的青、中、老年男性，而将负面的评价全部转移到了女性的身上。
这样的思维模式同样受用于现在大部分的女性被侵害事件。当女性遭遇到了男性的性骚扰、性侵害、猥亵、强奸、绑架甚至杀害的时候，我们所提出的对策永远是对全体女性加以限制，就好比因为女性会被侵害，所以我们要把女性全关起来，她们就安全了。这样的措施背后的思维体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女性容易被侵害，所以我把女性都给关起来，而并不是将那些作为施暴者的男性全部关起来。这样的思维带来的现实现象就是我们的女性从小就开始接受了防范教育，社会上各种女子防身术的课程，防狼喷雾剂的产品等比比皆是，然而我们却没有对男性进行过任何地关于守身、控欲的教育。换言之，我们的社会只允许女性将自己视为潜在的受害者来处理，而不允许大家将男性视作潜在的加害者来处理。为了对这些潜在的加害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的思维很完美地把矛头指向了那些潜在的受害者，这样的一种双重手法的处理方式再次加强了男性的特权。
第二，我们的社会报道里对女性的标签化现象也越发严重，尤其是当互联网与新媒体出现之后，这种现象发展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笔者试着在百度上搜索了“女司机”三个字，发现了首页都是这样的标题：“女司机---天生马路杀手？”，“女司机驾豪车撞坏多辆车”，“女司机把油门当刹车”……其实女司机这个词语进入公众的视野并不算久，但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马路杀手”的代名词。
笔者一次在乘车时，发现前方有一辆车，司机驾驶技术不怎么样，车开的不太稳，本车的司机师傅从旁边超车过去，然后对着全车说了一句：“嘿，还果然是个女司机”，然后全车哄然大笑。笔者起初不解，其实驾驶技术不好，把刹车当油门这样的错误也不仅仅只是女司机才会犯，为什么大家会如此针对女司机的群体。笔者再次查阅相关的车祸的新闻报道，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我国的重大交通事故基本都是男司机造成的，女司机出现重大交通事故的比例极低。然而也发现当男司机们出现车祸的时候，新闻报道的标题永远都是“司机”，而从未使用过“男司机”这样的字眼。在这样的负面新闻报道中，女性群体再次被媒体拿出台面来现身说法，而男性则再次被习惯性地包庇、隐身。
这是一个信息碎片化越来越严重的时代，信息爆炸充斥着整个社会，而我国两个舆论场的构架和互联网自由化程度的提高直接性地导致了观点的极度多元化，并且一些获得认同的观点被无限放大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传统价值观根源里对女性能力的质疑和调侃被放地很大。所以“女司机”成了车技差的代名词，“女博士”成了高知但难婚嫁的代名词，“开豪车的女性”成为了第三者、被包养的代名词。
我们一度地认为随着社会的开化和新闻媒体的发展，社会能通过其报道与引导消解一些偏激价值观，然而现实则提醒我们虽然媒体发展地越来越快，然而媒体对社会公众关于女性群体的引导却更加地偏激，并且用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加速了社会偏激认知的过程，致使女性群体的社会形象更加走向了极端化。
整篇文章在此结束，笔者没有谈“女权主义”，只谈如今女性的社会现实。最终希望整个社会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性别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仅只是男人和女人的平等，还应包括了同性恋、虐恋、异装癖、性别认同偏差等仅仅因为性别认同不同于大多数，但并不侵害他人的群体走向共同的平等。性别平等也不是现在一些人提倡的极端女权主义，希望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而只是在每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内，给她们充分的自由，在法律限定的条件内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并不要因为一个性别或性别认同去限制每一个人发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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