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火山迷思：当代中国人对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感知》怀默霆著
文/赖庆
引言
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经济不平等是一个热点，而大众对不平等的态度更是一个容易激起情绪化讨论的题目，然而求义须先求实，社会学者首先要正视经验材料、条分缕析，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认识。
刚刚荣休的哈佛社会学家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于2010年发表专著《社会火山迷思：当代中国人对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感知》(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他基于2004年的社会调查数据得出一个重要发现：尽管大部分受访者(约72%)认为收入差距在全国范围内过大或相当大，他们却对不平等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仅有30%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重新分配来满足需求。
也就是说，在2004年的中国民众眼中，分配不均大于分配不公。基于这些证据，怀默霆认为不平等在当时的中国尚未普遍激起民怨，也不会导致所谓社会火山的爆发。
吴晓刚(2009)分析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调查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然人们普遍感知到收入不平等，但却对机会结构感到相当乐观。例如，75%的大陆受访者认为工农后代与其他人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76%的香港受访者认为香港充满了机会。
1.看在发展的“面子”上？
在本世纪初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民众对经济不平等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宽容？谢宇、Arland Thornton、王广州和赖庆于2012 年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上的文章揭示，答案与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观念——发展——有关。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发展被明确陈述为“一个中心”；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否定了先前的平均主义教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成为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官方宣传立场，在这一话语中，不平等被建构成经济发展的策略，必将伴随着发展而出现。
无论这一论断是否为“真理”，在改革初期，它有着被广泛认同的社会基础——在饱受贫困痛苦的普通老百姓看来，匮乏与不平等两害相权，心理天平很容易倒向后者。
而事实上，改革时代的中国也的确进入了一个持久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齐头并进的局面。可以推想，三十年的历史经验配合上国家宣传的建构，已牢牢地把人们对不平等的认识绑定在发展这一核心观念上。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逻辑，文章提出了“社会投射 (societal projection)”假说，即中国民众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的认识受制于他们眼中不平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事实究竟如何？ 为检验这一假说，文章作者分析了2006年来自中国六个省、共计4583名受访人的社会调查数据。
由于发展和不平等的关系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为了避免人们出于政治正确而给出敷衍的答案，文章设计了一个测验，在调查中，每一个受访者都被要求给五个国家(中国、日本、巴西、美国、巴基斯坦)的发展程度和经济不平等程度分别打分，如此，就能比较客观地考察发展和不平等在每一个人心目中的相关关系。
文章发现，受访者的发展评分与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表明各国社会的发展确是为中国民众所关注和了解的；与此同时，受访者的不平等评分却与各国基尼系数这一客观标准相去甚远，可见中国民众对各国不平等的状况并不了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是客观知识，他们是依据什么来给各国的不平等打分的呢？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不平等评分并不随着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城乡居处、家庭收入、甚至教育程度的改变而改变，唯一影响不平等评分的个人因素只有发展评分——总的来说，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评估越高，则认为该国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
至此，“社会投射”假说得到了可靠的数据支持。这一发现虽未直接证明同一时期(2004-2006年前后)中国人对不平等的容忍乃是看在发展的“面子”上，却也为这一猜想提供了合理性的前提。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不平等不断加剧，而经济增长却面临着放缓的可能性，这些客观条件对中国民意变化的影响也许不容忽视。
2.“社会投射”的异质性
当然，社会的本质在于异质性，使用平均方法识别的主流现象不一定是唯一真实。倘若说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发展会伴随着不平等加剧，则显然失之偏颇——毕竟社会政治态度的典型分布多是两极或多极化的。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明确陈述社会形态越进步(尽管是非线性发展)，经济分配越平等，直至物质极大丰富实现按需分配；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认为发展带来的将是更加平等的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左翼”和当代西方“左派”可谓殊途同归。不难想象，刚从革命时代走来、又受欧风美雨吹打的中国民众，对于两种思想都不乏同情者，而两者均指向发展与不平等的负相关。
继续审视数据——通观整个样本，发展排序和不平等排序完全相同的占19%，完全相反的占7%，高出其他所有情况，可见虽然正相关是主流，负相关也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另外一极。
以占总数七成的最常见的两种发展排序为例，选择“美国、日本、中国、巴西、巴基斯坦”的受访者中有31%给出了完全相同的不平等排序，10% 给出了完全相反的不平等排序，高于其他所有118种可能性，呈现明确的双众数分布；发展排序选择“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的完全正、负相关比例分别为24%和13%，同样构成双众数分布。
当然， 这一发现并不与“社会投射”假说相矛盾，而是刻画了另一种虽然“小众”、却不容忽视的投射方向。
3.认知简化 ≠ 大脑简单
对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缺乏了解，于是使用对该国发展程度的知识对其加以正向或负向的投射，在认知上是一个简化过程。那么，执行简化认知的大脑是否简单呢？答案是否定的。
政治心理学一个反复被证明的结论就是头脑复杂的精英——无论立场左右——比大众持有更加稳定的政治态度。
因为精英人群政治态度的形成更多的是基于“理论”的演绎，也就是说，精英人群能够基于一个稳定的政治认同，对各种议题发表立场一致、理论自洽的意见和评估，其中就包含一些“无知识有见解”的情况，这样的认知简化虽有教条主义之虞，却属于系统性的思考习惯，因而更多的见诸擅长理论思辩的精英人群。
发展与不平等的强相关(无论正负)就是这种先于经验的立场或理论，那么什么样的人群会作出强投射呢？
文章发现，受访者越是了解各国的发展程度，就越倾向于作出坚定的正向或负向投射。这就是说，一个人越是关注并了解世界发展状况，他/她对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就越坚定，这些持坚定态度者，大部分认为社会越发展越不平等，也有一些认为越发展越平等。
具体方向如何，取决于文章无法穷尽的主客观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发展这一核心观念，正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精英——中建构着明确的政治态度，并进而影响着他们对经济不平等的认识。
延伸讨论 |
其实本文的道理不仅限于发展和不平等。一个时代或地域总有一些核心观念在构建着人们的社会态度，就像“革命”曾经赋予国人种种言行合法性一样，“发展”在改革时代的中国是不容置疑的“硬道理”。
在当今中国，这一“硬道理”不但建构着公共领域，而且对私人领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两位作者Arland Thornton 和赖庆(2015)对此另有文章专门讨论，而 Arland Thornton (2005)的专著《横断面读历史：发展范式对家庭生活的持久影响及其谬误》(Reading History Sideways: The Fallacy and Enduring Impact of Developmental Paradigm on Family Life)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探究了发展话语对家庭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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