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词被覆盖，也就是一段段历史、一桩桩史实被覆盖、遮蔽甚至遗忘
文/雷颐
“词与史”，借鉴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名着《词与物》，此书的副标题是“人类科学的考古学”，即“知识考古学”。从“词”追寻知识来源，盖因一词之中饱含历史的沧桑风雨、烟霭云霞。
如今我们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滩上”。社会迅速发展、充满变化，一波波新词急速涌现，旧词被迅速覆盖，如同倒在沙滩上的“前浪”，阒然无声。旧词被覆盖，也就是一段段历史、一桩桩史实被覆盖、遮蔽甚至遗忘。比如说，我们这一代，或者甚至我们的前一两代都非常熟悉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三转一响带咔嚓”……问过好些八零后、九零后，他们完全不知道。
对词语的打捞，就是对历史的打捞，是与遗忘的抗争。“新历史合作社”有鉴于此，从2013年初到2014年底，花两年多的时间以“微纪录片”的方式，请来专家、学者，还有许多普通人，拍摄《中国词儿》。
从一个个词语来“看中国”，颇有管中窥豹之效。而且，他们的拍摄不是高头讲章式的作纯文本梳理溯源，而是以许多位活生生的人，讲述自己与这些词语的故事，讲述这些词语曾经与自己生活、命运的“血肉关系”。确实，当时无人能置身其外，我们曾生活在这些词语中。这一个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展示、再现了一段并不久远但却几被遗忘的历史。这是活生生的知识考古，有血有肉的词语分析。
“家庭出身”是共和国前30年对一代人命运影响最大的政治身份。所谓家庭出身，一般是指1949年以前你爷爷的“身份”，是工人、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当然如果你父亲是1949年以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则不论你爷爷是什么身份，哪怕是地主、资本家，你的家庭出身就是“革命军人”或“革命干部”。于是，人的家庭出身被分为“红五类”、“黑五类”(文革中其实又演变成“黑七类”)、“灰五类”。
不同的家庭出身，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等级，各有不同待遇，并且，这种等级是难以改变的、是“命定”的。因为，你无法穿越历史改变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身份。这种“阶级论”与文革中的“血统论”最多只有一步之遥，“文革”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这种将青年以“家庭出身”划分等级的自然发展。还有什么“自来红”、“红外围”……
“海外关系”最具戏剧性。几十年一直是个谈虎色变的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海外关系”意味着“境外敌对势力”、“特务”，有此关系的人，往往成为审查对象，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青年人在招工、上学、提干中，有海外关系者，难上加难。所以，只要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前30年，尽量隐瞒“海外关系”。不然，找对象都困难。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海外关系”突然炙手可热。首先，当时海内外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海外关系”从境外带回一台收录机就足使人艳羡，更不说带电冰箱、送美元港币等等。在“落实政策”、“平反”时，如果有“海外关系”给有关部门写封信，“政策”往往会尽快、完全得到落实，“反”也平得快，平得彻底。一时间找对象，都有要找“海、陆、空”之说。海，是有海外关系；陆，是落实政策的高级干部、资本家的后代；空，是有住房。所以，从前被隐瞒的“海外关系”纷纷出现，一些没有什么“海外关系”的人，也要想方设法从八竿子打不着的七大姑八大姨中找出个“海外关系”。“海外关系”折射出内外政策几十年风云变幻。
在这些词中，“粮票”、“上山下乡”与“北漂”其实紧密相连，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建国初期，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对农副产品也“统购统销”，因为只有“统购统销”才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6-1957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到1958 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也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
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几乎“寸步难行”。因为“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没有粮票，农民的活动半径非常有限。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休想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
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加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更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有亲人病重时农民最需粮票，因为若要到大中城市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为了得到粮票以应急需，一些人只得以高价购买原本“无价”的粮票，这种“黑市”屡经“严打”而不绝，当因这种“非法交易”确是社会生活的需要。
无论是为了“拉关系”还是出于真诚的同情，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最常行的“善举”之一，就是给老乡一些从家中带来的粮票。由于社会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且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二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许多心有不甘者想改变身份，造成了数也数不清的悲喜剧。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从文革中的1968年秋开始的，由于经济凋敝，城市无法安排大规模就业，城市青年从文革中被捧为骄子的“闯将”，突然被抛向农村，从“吃商品粮”的，变成“吃农业粮”的。
改革开放后，废除了粮食的统购统销，粮票渐渐退出，人口管理越放越松，于是农民工可以进城，一些外省“有志青年”可以进京寻找发展机会。由于户口制度没有根本性改革，农民工进城多少年仍是“农民工”，在京城寻找机会的“有志青年”们，就是“北漂”，从户籍上说不是“北京人”，本质与“农民工”相同。但是，他们有文化、从事“高级打工”，为区别于胼手胝足的“农民工”，他们被命名为“北漂”。
词语就是命名，命名总是充满危险的。一家杂志曾把“50后”命名为“知青一代”；《中国词儿》中“上山下乡”说到这个词时也写道：“十八大结束时，7 名新一届常委中，有4 位是当年的知青。”其实，“知青”、“上山下乡”都是针对、特指城市青年。而广大农村青年，当时人数比城市青年多得多，无论是否上过中小学、无论多有知识者，都不算“知识青年”，充其量只能算“回乡青年”。他们被“知青”代表，却没有知青的待遇，现在“知青”是从下乡起就计算工龄，而农村青年如果上大学成为“城里人”后，工龄只能从到城市正式参加工作后，才计算工龄。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的是“知青”，而不是“回乡青年”。作家路遥的“高加林”、“孙少平”，一直形单影只、孤孤零零。
由“知青”代表“50后”、《中国词儿》中没有“回乡青年”，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城市中心化形成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教育、社会、家庭资源和背景，城市占据绝大优势，现在还占据了“历史”的优势，这一代的历史以“知青”来命名，以至于搜罗宏富的《中国词儿》中都没有“回乡青年”，广大回乡青年因此没有自己的历史。希望下一本“中国词儿”能收入“回乡青年”，让他们自己表现自己、代表自己，而不被他者所代表。
词语是历史。对我们曾经生活其中的词语做活生生的“现身说法”，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让历史活起来。期望《中国词儿》能早日、全部“亮相”。
(作者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本文原题《词与史》，刊于12月7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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